论儒商

儒家文化培养和造就了我国一代代的儒商 ,历代儒商巨子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高文化品位、智勇合一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商业运用中 ,他们自觉以“义”驭利 ,道德和经济合一 ,而使事业获得成功 ;经营则以诚信为本 ,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 ,而使利润稳步上升 ;他们重视人的修养、人的素质和人伦关系 ,以“仁”为终极目标 。

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 ,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 ,关于致富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 ,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对儒家传统“五常” ,大体形成四种看法 :一是全盘否定 ,甚至斥之为“五贼” ;二是部分否定 ,剖析其中的“五贼” ;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重新评价 ;四是逐条分析 ,否定其中的仁、义、礼 ,肯定其中的智与信。这说明 ,从勤俭致富转向智慧致富和诚信致富 ,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 ,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 ,更是一种观念变革。儒家传统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在此基础上 ,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通过明代的例证 ,可以推测 ,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 ,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 。

现代“儒商”特征四议

在中国,"儒商"显然要受儒家思想影响。"儒"的要义,首先不在一般的文化层面,而应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然而,用"亦商亦儒"作为"儒商"的衡量标准,显然有"求全责备"之嫌。"儒商"应该是指具有儒素的商人。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产生"儒商"。在现代社会,"儒商"有新的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是考量商人(企业家)是不是"儒商"的两个硬标准。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传统商人文化传承与我国质量立法

振兴我国的质量事业,必须借助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商人文化资源。我国传统商人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清除奸商文化,将良贾文化(或儒商文化)弘扬光大是我国商人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但不难发现,目前事与愿违,当下中国奸商文化盛行,而良贾文化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弘扬。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前质量立法的诸多缺陷分不开的,为了摆脱商人文化传承上的尴尬,更好地弘扬良贾文化,未来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一方面通过法律的激励措施加强对良贾文化的正面引导,允许儒商团体开展儒商认证,赋予儒商相应的法律优待,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从而形成使人人争当良商的局面;另一方面完善相关质量立法,用法律的手段去防御和打击奸商,使人人不敢为奸、不能为奸、不愿为奸。

徽文化对徽州园林植物景观的影响

徽州园林受徽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植物景观融合了徽州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多以抽象、隐晦的方式反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内涵。笔者以徽派盆景、具比德内涵的植物、具特殊寓意的花果树木为例,总结出徽州园林植物景观既受新安理学的影响,又体现了徽商的审美情趣,还是徽州民间文化的反映者,说明了徽派园林的植物景观是融入了人文精神,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园林植物景观。旨在为研究古徽州社会现状、保护徽州古园林,构建新徽派园林提供参考。

高校新儒商文化构建的角色定位与路径分析

新儒商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本文以财经类高校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儒商的内涵和特点,把握财经类高校新儒商精神培育的角色定位,系统分析构建校园新儒商文化的有效路径。

儒家文化观与近代潮商经营理念

近代潮商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把儒家文化观渗透其中,形成了地域商帮经营理念,这种理念是在汲取区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近代潮商成功的保证。回顾近代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分析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原因,并论述其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

当代儒商的宗旨与使命

当代儒商的宗旨是"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使命是"以儒促商,以商兴儒"。所谓"道创财富",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商就是商界的"君子",其职责就是运用儒家商道智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所谓"德济天下",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商就是商界的"志士",平时要修养品德立身于世,经营企业则要担负起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所谓"以儒促商",就是将传统的儒家治国之道转化成现代企业的治理智慧,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长治久安。所谓"以商兴儒",就是深入探索"企业儒学"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升华,反哺儒学,推动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儒商精神

儒商是指商人群体中那些自觉以儒家伦理观念来指导商业经营实践的商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明清社会涌现出了大批儒商。儒商形象也开始不断进入文学殿堂,特别是"三言""二拍"中描写了大量儒商。他们能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自觉地遵守诚信为本、信守承诺、以义取利、义利并举、贵和尚中、和气生财等文化精神。探讨儒商文化精神,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商的顺式生态思维及其现代发展理路

探讨儒家的生态思维一般来说主要依据于两点:一是"天人合一"的道德本体论;二是由孟子开启的将"仁爱"及于万物的道德情感论。儒家这种思想对现代人思考社会责任存在着四处裨益性启示。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也看到了宇宙自然规律超越于人力的重要一面,这使得儒商的商业经营活动表现为"顺":顺应天时,顺应地利。这种"顺"式思维理路在遭遇现代生态危机时,应当呈现出更丰富的向度和内涵,对现代儒商而言,就意味着应当承担消极和积极两重义务。

明清山陕商人与儒家文化

山陕商人是我国明清时期最大的商人势力 ,他们由粮商、布商发展到盐商、茶商、票商 ,进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之所以能成功 ,除了地理上的优势、艰苦奋斗精神外 ,就是把儒家忠义、诚信的理念和经营之道结合在一起。儒家文化的亲和力 ,使他们赢得了顾客 ,开拓了广阔的市场 ;但儒家文化的保守性 。

儒家思想与中国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儒家的责任观,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体现为当代新儒商对自己、对企业、对员工、对顾客、对社会大众、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担当。严于律己,是对自己的责任担当;德以治企,是对企业的责任担当;仁以爱人,是对员工的责任担当;信以立世,是对顾客的责任担当;博施于民,是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担当;万物一体,是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担当。当代新儒商的责任担当,对儒家责任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儒商精神与现代商业道德

以义取利、崇尚节俭、富而好礼和均贫思想是儒家经济伦理的中心内容，以儒家的这些价值观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就是儒商，而这些价值观念就构成了儒商精神的主要内容，儒商及儒商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徽商处得以形成，在“二战”后的东南亚地区得以发展，它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道德的构建提供了宝贵借鉴。

儒侠互济的徽人精神——浅论汪道昆《太函集》中的士商形象

明人汪道昆出身于徽州商人世家,又出入官场与文坛,其独特的经历和敏锐的眼光,使他在《太函集》中为徽人作传时特别突出了"儒侠"精神。"儒侠"这种受传统影响又能够勇于突破、求新求变的特质成为明代中晚期处于上升时期徽人的重要品质,也是徽州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汉功臣多近儒”辨析

本文根据对东汉开国功臣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通过史实以及统计数据的量化,并分别对东汉功臣近儒和东汉功臣出身于商人地主的史实进行补阙,最终同意赵翼在《廿二史剳记》中提出的“东汉功臣多近儒”的观点。

儒商范畴及儒商企业伦理观

本文分析当代儒商企业的管理伦理观念,从人才观、经营观、营销观、发展观四个方面解析儒商企业成功的经验。

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以明清为透视点

儒与贾本是两个有着明显区别的职业群体,儒以掌教化为职,贾以获利赚钱为能,即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这势必造成两者之间价值趋向方面的差异。中国历史上官商合流长期存在,其中渗透着儒家传统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统一。明清作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分析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广泛交往、国家政权与商业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相互作用的特点,可以探讨儒家传统文化在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关系中的位置。

论儒商精神特征与企业经营原则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可以看作普遍性的德性精神落实在具体的经济生产事务之中的体现。儒商是在物质生产与交换等经济活动中秉持儒家精神的德性主体。儒商精神内含着儒学的德性创生、成人、成物的三大维度,并在经营活动中坚持创新与使命统一、内部责任与外部责任统一、道德责任与市场规律统一的三大原则。由此三大维度和三大原则的标准来划分商人,自觉而践行此标准者为儒商,以不自觉此标准者为庸商,以自觉而践行此标准之反面者为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