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乾嘉时期理学概述

清代理学的总体走向是趋于没落，相比之下，乾嘉时期的理学较清初和晚清更显沉寂。但在沉寂的背后，这一时期的理学仍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调整，并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和新的学术形态的出现而具有了不同的学术任务和学术特征。

盛衰交替之际的儒士词——洪亮吉词初探

乾嘉年间社会盛中伏衰,危机四起,是清代社会盛衰转折期。洪亮吉的词记录了其壮年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刻苦力学,却屡困科场的经历;中年为官空怀济世报国思想,却在官场中处境尴尬的苦闷心情;晚年因直言上书被贬塞外,决心远离政治的无奈选择。洪亮吉的词感情浓郁真挚,反映了乾嘉士人艰难的谋生途径和险恶的政治生存环境,以及士人政治话语权丧失,从热心功名到疏离政治、潜心学术研究的转变。其词饱含了传统儒士自强不息、忧国忧民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朴学兴盛对乾嘉时期书法生态的影响

朴学兴盛对乾嘉时期及后来的书法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朴学学者对金石碑版的搜罗、研究与艺术实践为篆书、隶书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金石碑刻逐步与墨迹本一样成为书法实践的重要范本。碑学理论的建构和碑派书法的兴起,打破了千年以来帖学一统江湖的局面。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乾嘉时期的复古学术思潮与复古文学思潮的关联——以常州学派为例

西汉儒生传授儒家经典,皆以今文经学本为宗。自刘歆等人在秘府中发现古文书写的经文后,儒家经典即有今古之别。古文经在与今文经的争锋、激战中渐渐盛行,自汉晋以后今文经逐渐销声匿迹。清代乾嘉年间,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学术风气,以常州学派为代表的儒生们开始重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古学术思潮。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又在常州学派复古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引领了一场搅动整个文学界的文学复古运动。

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与融通:学术史意义及特征

清代乾嘉时期是经史之学互动最密切、融通最深入的时期。在治学实践上,崇实黜虚的经学理念影响史学,形成了重考轻论的史学风尚;小学治经的方法渗透到史学领域,使史学更具实证性;对《春秋》笔法及正统论的厌弃,形成了重史实、轻笔法的历史编纂学。与此同时,史学也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人们以史学经世思想丰富经学的思想内涵,经史用世观念涌动;以史事考经籍之正误,借助史学解决经学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乾嘉学者秉持"经史无二学"的经史关系论,提出经史同源思想,梳理反思经史相分的过程,倡导经史并重。经史之间的这种互动和融通,使史学烙上了经学的印记,经学具有了史学化的倾向,经史之学均回归理性,开始向近代学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