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基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内核的教育史课程思政路径析论

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内核——本根于“人性”的人本思想、追求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与理念,是学生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为大学生立志有恒提供精神资源,是教师立德和奠定事业的磐基,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不但是课程思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文化的基本工作。基于此,从自强不息精神、理想人格风范、重义轻利价值取向以及尊师重道风气与传统等,通过构建“学—思—行—兴”模式,揭橥中国传统教育在磨砺学生坚定意志、形塑至善完人、浸润淑世情怀、铸就大国良师等层面的价值,探索其中的“立德树人”过程与思想。

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意蕴及路径探赜

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新疆的独特实践,充分映射了胡杨精神在新时代新疆的独特魅力。弘扬与传承胡杨精神是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是弘扬与传承胡杨精神的重要路径。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有效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推动塑造人民群众正确义利观,推动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走人民群众发展路线,加强社会主义人才队伍建设。坚定不移走文化强国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培根固本;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坚持守正创新,守住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提升文化内生涵养,创新文化发展形式,扩大文化发展外延。加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建设,丰富宣传内容,加快向外传播胡杨精神;创新宣传口径,激活胡杨精神内在动力;建立宣传制度,保障胡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民本归于王权:“阴阳组合结构”中的儒家政治理论

先秦时代战争频发,诸子在探寻弭战策略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民本、正义为特征,其他一切观念皆由此引申而出。义利之辨是儒家民本观念的核心议题,儒家反对不义之利、追求公利、倡导以义制利,以“义”制约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好战、逐利倾向。义利之辨作用于政治实践层面,则有了王霸之辨,它聚焦政权之正当性与政制之合法性问题。儒家有关王道理想的设计是其对良好政治的系统性阐释,它主张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杜绝工具化地利用民众。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民本的政治归宿乃是王权,二者在“阴阳组合结构”中成为儒家重整秩序、消弭战争、实现善治的思想武器与路径选择。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古代儒家义利观的吸收借鉴,从“原则”“标准”“党员个人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极大提升了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透彻性与说服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和当代价值探赜

“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的准则。传统“义”文化的精神意蕴体现在礼仪风貌、恰当适宜、公平正义和情谊仁爱几个方面。传承发展“义”文化,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以恰当适宜为尺度,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实现共同发展;以公平正义为准则,实现文明和谐。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义”文化既是一种无私奉献的志愿服务精神,也是互帮互助的众志成城,更是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探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提出的协调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它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全球难题的中国方案,深刻回应了“人类如何生存”“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又主张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同时,这也蕴含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义利统一的经济伦理、和而不同的文化伦理、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等四大伦理意蕴。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进行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从伦理学的角度把握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意义,更能引导人们真正理解中国主张与世界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发展共同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生态文明的环境共同体的战略主张、天下情怀与伟大实践。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从儒家思想看晋商文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晋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晋商之所以取得了卓越成绩,就是把儒家思想融贯于商业活动之中,形成了新的商业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

儒学视野中的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管理哲学,越来越朝着人本化、责任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与儒学理论有契合之处。从人本论看,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对公共关系主体实行人本管理具有启示作用;从义利观看,儒家"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价值取向促使公共关系主体更加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经权观看,儒家"执经达权""中庸之道"的经权思想对公共关系保持组织的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管理哲学与公共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存在相通之处,这说明儒学能够为建构中国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同时也表明儒学在新时代同样具有其经世致用的价值。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对这笔遗产认真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不无稗益。

董仲舒“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本义探析——兼论儒家并不排斥功利

对于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其中“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只是针对仁人或社会上层的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精英而言,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事实上并非其本义,尤其是没有对“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作出进一步的解读。其实,董仲舒所言,并不是要排斥功利,而是要反对以有违仁义之手段图谋和计较其功利,这样的理解不仅合乎他的义利观和治道思想,而且也与孔孟的义利观相吻合,从而可以证明儒家并不排斥功利。

儒家思想与传统节操观简论

节操是中国传统的重要伦理范畴。节操包含气节和操守两方面,涉及仁、义、忠、信、廉、耻等诸多道德内容,与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仁"是具有节操观念的前提与核心,因而节操又与以人为本、遵守社会规范及理想人格密切相关。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唯利是图只会破坏社会最后功利和市场经济秩序 ,儒家义利观的范导作用 ,具有超越性 ,它本质上保证人类社会的正常活动 ,包括市场经济活动 ,代表人类的心理。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论儒家之“义”的三重维度——兼论儒家理想人格的尚义特质

义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尚义是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从本质内涵看,“义者,宜也”是对义的通行解释,但义除了有适宜、恰当的“善善”之意外,也有断制、制裁的“恶恶”一面。从形上依据看,义自发生之时,就已具备天道、天理与人心、人性之形上依据,是人禽之辨的重要区分点,孟子将义提升到与仁同等重要的地位,宋儒那里的义又进一步具备了本体的地位;从伦理价值看,儒家的尚义思想生发出了见利思义、舍身取义、集义养气等重要品格和修养方法,塑造了传统士人担当有为的道义精神和主体自觉的独立品格,对于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时期指导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指导思想。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标志性节点事件,也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坚持包容并蓄、法治思维、正确的德法和义利观、系统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要义。从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衍生出来的“系统国家安全观”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和升华。

原儒“义利”观与公安队伍反腐倡廉建设--以平安文化原型理念为视点

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选择原儒“义利”观这一平安文化原型理念作为公安队伍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维度。在阐述“义”“利”之所指、原儒的“义利”观之后,论证原儒“义利”观对公安队伍队伍反腐倡廉建设价值在于:一、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和平安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二、促进公安干警严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十六字”总要求;三、提高公安干警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自觉;四、强化公安干警职业道德建设;五、增进公安民警法治精神,强化“从严治警”。作为平安文化的原型理念之一的原儒“义利”观,能够在当今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其现实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