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到“君子”:儒家君子主体人格的复归

为仁由己作为先秦儒家主体自我实现的道德原则,从孔子到孟子再至荀子一以贯之。在道德领域,主体始终体现着自由的本质特征,先秦儒家对君子主体人格在道德选择、道义涵养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自主性一直保持充足的信心。然而,人作为主体不仅要受其自身主体性决定,还不可避免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现实具体条件影响下,君子主体人格的实现也会随之呈现相应变化。中国历史上,由于现实因素所限,君子主体人格便出现一个从最初理念设计的完满性到后世具体应用的复杂性的相异衍化过程,即从先秦"君子"理想人格到后世"文人"变异人格的衍化。探究儒家君子人格的变异原委,坚持"道"不为"势"所夺,既是儒家君子内向超越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文人依附性格向君子主体人格复归的关键所在。

君子:先知还是师儒?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把儒家君子等同于犹太先知,认为儒家君子拥有犹太先知的两个基本品性:个人心灵自由和超凡魅力。因此,儒家君子应该像犹太先知一样,承担宣昭真理的职责。借助这种阐释,狄百瑞断言,传统儒家的困境在于:儒家君子批评朝廷的不义,为"天道"代言,但儒家的使命既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也没有宗教超越的依据,从而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身份困顿和使命幻灭双重打击。狄百瑞的观点并不成立。犹太先知和儒家君子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知识分子。犹太先知处在上帝与君王之间,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是天意的知晓者;而儒家君子则是一些精通历史、典籍、礼仪和伦理纲常的知识分子,是圣意的顺从者。儒家君子只能担当"师儒"角色,成为"帝师"是他们的最高理想,而犹太先知更类似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政治统治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持批判态度,代表着永恒的"大道"和天地良心。

儒家“君子文化”的哲学特征及其伦理价值

君子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理想人格,是一个社会的楷模,是人中之花——"人花";他赋有拯人救世的道义、行仁仗义的情怀、谦恭礼让的胸襟和恪守诚信的践约精神,即赋有道义、礼让、诚信、乐进等独特的君子之性。儒家经典代表"四书"中关于君子的言论较为集中,关于君子的形象也较为生动。《论语》讲君子的仁义、和乐精神;《大学》讲君子的自律、自觉意识;《中庸》讲君子的中正、中庸思想;《孟子》讲君子的平等、伟岸人格。君子文化启示我们,"人有君子之行"是我们人之为人的道义;虽然我们不可能事事都做君子,但是可以事事不做小人。

《论语》君子儒的现实意蕴及其实践途径

《论语》"君子儒"思想对当今知识分子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追求和学问修养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君子儒是"成人"与"达人"的完美结合,"学与德"、"学与智"相辅相成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完善人生实践的重要渠道,"仕而优则学"是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最佳方式。

大众文化时代小康社会建设的儒家人格理想启示及文化内涵

小康社会虽然不是作为儒家最高理想的以圣人为主导的大同社会,但毕竟不是小人得志、君子失势、圣人理想缺失,以致让小人乃至大众为所欲为的乌合之众的社会,至少应该是一个以君子乃至精英为主导的社会。建设小康社会,应该立足孔子等儒家人格理想的启示,着力建设一个重义轻利、协同创化的精英主导型社会,而不应该是一个见利忘义、尔虞我诈的大众主导型社会;一个崇尚正义、自强不息的精英主导型社会,不应该是贪图享乐、害怕变革的大众主导型社会;一个谦让宽容、和而不同的精英主导型社会,不应该是简单偏激、同而不和的大众主导型社会。近代以来,对伦理道德规范,因果报应法则,以及周遍含容、平等不二、协同创化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缺乏自信,一味崇洋媚外,推崇非此即彼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矛盾、斗争和暴力方式,是导致中国人性趋恶、道德失范、戾气横行、生态恶化诸多问题的根源。弘扬和传承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治当前中国诸多问题的一剂最接地气、最对症的良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战国楚竹书与儒家“理想社会”构建

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史提供了丰富材料。楚竹书对个体的强调,对君子的社会关系即"人伦"的要求显示出逻辑上的承继性。楚竹书所见战国儒家政治理想中通过君子个体到家族伦理关系所表达的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一以贯之的精神,构建出修、齐、治、平这一传统精神的逻辑发展轨迹。由此横断面所管窥出的政治思想,还能使我们联想到其后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似均在这一时期发轫并奠定其主干。

培养“君子”,还是培养“新民”?——孔子与梁启超德育目标比较

“君子”和“新民”分别是孔子和梁启超提出的理想德性人格。这两种理想人格,在提出逻辑、内涵体系、政治命运等方面,既具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各自政治理想各有异同。我国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要借鉴他们的思想逻辑,对其思想加以批判和继承,避免走向极端。

观德之射——“争”与“不争”之间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在儒家哲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乡射礼的具体描述,表明了"射中正鹄"要身与心同时修养及内正方能外直的思想。射箭竞技必然会带来输赢的判定,从而引起纷争,儒家将射箭过程充分地礼仪化,在"不争"中去化解"争",从而提倡"君子之争"。

“中华君子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9月22日,"中华君子与现代社会"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十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精通儒家文化与君子之道的专家学者云集,以文论道。讨论的议题涉及君子概念的哲学阐释、君子之道的历史嬗变以及君子文化的现代意义等。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君子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广泛普及均有深远的意义。

论先秦儒家“比德”思想的教育意涵

儒家的"比德"是艺术性地师法自然,它以具体事物的某些特点描绘人类抽象的精神品格,使人从天地万物中获得启迪、受到熏陶,其实质就是寄情万物,皆以养德,发现人生的意义。先秦儒家"比德"思想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教育意涵相当深远:既奠定了先秦儒家厚德的文化基础,又增加了对自然的审美情趣,更凸显了全面完善的君子人格之美。

清末民初祭孔活动考略

祭孔活动是儒家文化的关键内容,也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礼仪之一。但这种稳定的文化活动却在清末民初的现代性诉求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既包括传统士大夫在变革的时局中对祭孔活动采取的存与弃的选择,完成重构儒家认同的努力;也包括西方基督教对传统祭孔礼仪所采取的进与退的不同策略,实现以耶稣取代孔子的文化侵染目的;还包括地方乡绅在民间信仰破裂后对祭孔活动的取与舍的态度与行为,做到伦理实势权力对上层实权权力的变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