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评析——兼谈对我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启示

韩国重视学校德育,尤其是中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把德育作为塑造民族灵魂的重要渠道。韩国的学校德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深受中华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文章对韩国中小学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希望能够给我国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带来些许启示。

对中国文化道德主体思想与当代德育困境的反思

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和持续进步的线性进化观带来经济发展、物质丰裕的同时,也使人溺陷于异化生存之境,引发道德缺位、信仰缺失、责任与诚信意识缺乏等诸多问题;重新反思儒家文化,抉发儒家"道德主体"等思想,既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是应对现今社会道德危机,为"超越精神失落,主体责任感缺乏"的当代德育教育提供可资镜鉴的价值资源。

“比德”审美观念的嬗变

将"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的伦理道德品质相比附的"比德"审美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周代对"德"的重视是"比德"审美观念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象天法地的观照世界的模式、万物有灵观念和巫术交感意识是"比德"审美观念形成的哲学渊源。魏晋时期对礼教的反叛,艺术观念中对情感的关注,使"比德"审美观念受到一定的冲击。宋明时期,在"格物致知"理学观念的影响下,"比德"审美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物"与伦理道德意义的牵强比附,"物"的象征意义和伦理蕴含的固定化、模式化,又成为"比德"审美观念被颠覆的重要契机。

当代大学生正确义利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培育策略

大学生的义利观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其自身成长发展,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的富强文明将产生持续的深刻影响。当代大学生义利观的现实取向呈现出多元复杂的不确定性,存在诸多思想困惑与不同于以往的行动选择,受到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探索当代大学生正确义利观的培育策略,需要明晰顶层设计,深入扎根实践。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我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

宋明理学的光环往往误导了人们对宋初百年士风的看法,宋初士风承袭晚唐五代余风,道德节义观念缺位。宋初百年士风演进的过程,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是道德逐步振兴、士风由颓废消沉逐步走向高昂的过程。

论儒家思想对传统武德的影响

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儒家思想对传统武德的影响。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仁爱思想、修身思想和义利思想对中华武术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体系、价值标准,尤其是习武者的动机和行为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中和、仁爱、修身和义利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视和肯定,促进了传统武德思想观念的完善与发展。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屈原“他人”思想对儒学的继承与超越

先秦时期中原王道文化和天命惟德观念普遍流行,"他人"思想融合在仁政的推崇与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之中。屈原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与政治家,其"他人"思想虽然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旨归,"哀民生"而行"美政",但先楚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屈原将主体对他者的的道德责任从儒家以直报怨的相对责任推进到九死未悔的绝对责任。"受命不迁"作为屈原"他人"思想的生成起点,不仅强化了主体的伦理特质及其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同时通过"民生禀命、各有所错"也为他者绝对他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孔子与老子义利观比较

孔子和老子在义利观上有相近之处,包括把利进行划分,强调要爱惜民利,指出了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但更多的还在于区别和差异上,主要表现在义对利的作用认识、利的等级适用、对待社会发展的态度和义利观的性质等诸方面。

试论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先贤们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问题,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人物,确立了儒家以仁为中心、以促进个体德性人格的养成和现实伦理秩序的完善为旨归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历代儒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使之不断趋于完善,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理论影响和借鉴意义,就当前社会而言也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尤其在道德教育内容、教育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在新时期,进行反思、批判和继承,显得十分必要。

儒墨义利之辩与传统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

先秦中国百家争鸣,以墨学的"义,利也"命题而引起的义利关系之辩最为显著。从儒家的"性善论"和"义利二元论"到墨学"性无善无恶论"和"利义同一论",反映了墨子墨学"公德伦理"的现代特质,可作为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及其教育转换的标志。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可利用墨学道德思想的优良资源,以道德利益论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论孔子的女性观

在孔子的理论里,女性其实本没有被容纳进去,她们完全是被忽略的群体;虽然孔子也提到夫妇"敬"、男女"爱",却是为维护他的"政道"服务。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使女子触碰了孔子所维护的礼义道德,"女子"成了孔子要防范的群体。孔子的女性观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思想体系一致,与他维护的礼文化、主张的人性观和义利观一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外交文化的价值追求与义利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处世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对外交往原则,制定了与之相符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和主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文化。回顾和总结各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措施,可以发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价值理念贯穿始终,而这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共通之处,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文化价值理念。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中国传统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家精神比较研究

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而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处在由传统商人精神向现代社会企业家精神转换的过渡阶段。本文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商精神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概括出二者在社会地位、目标使命等方面的古今差异,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出建议。

儒家官德思想启示

儒家以"仁"为思想核心,对中国的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对官德的论述也相当丰富,孔子在其官德思想中,把吏德、君德看作是统一整体,其官德思想为:为官以"仁",为官以"德",为官以"礼",为官以"民",为官以"克己修身"。这是我国古代"德治"的基本精神,这一思想在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中得到诠释,对当代为官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己及人:儒学和谐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学和谐伦理思想的母体语形和语义是"仁",分解语义语形包含孝、忠、恕、义、信等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而贯穿其中的深层内涵和核心价值则是"推己及人"及由此推导的"为政以德"。阐明两者的本义,指出其当代意义,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和道德文化建设。

弘扬中华“智德”文化——以先秦孔、孟、荀儒家为据的讨论

首先针对"智德的意义与界说"分别探讨先秦儒家孔、孟、荀三子之个别论述,呈现出三子思想之差异。其次,指出三子之"智德"实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之德。再者,针对荀子所提之"知/智"的三层说:"使从知己"、"知人"、"自知",来反省说明"智德"虽意在"知人"实则奠基于隐而未显之"自知",以此作为孔孟荀儒家关于知/智问题的基调。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产权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着产权制度激烈变革的同时,产生了丰富的产权思想。儒家学派已经认识到产权的功能在于提供一种激励,国家的作用在于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同时国家要为产权制度的顺利建立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为此必须形成一整套维护产权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对产权功能、国家与产权关系及产权制度环境三者的阐释,可以初步探知这一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产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