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乐教思想研究

《白虎通》构建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交相感”系统,并将董仲舒等汉儒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打通了天人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正式奠定了汉儒以阴阳五行认识世界的哲学格局。它通过利用“比附”思维,“编织”起一张涵盖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的“大网”。在此体系中,所有的自然现象均被按照某种道德伦理目的进行再次解读,实际打通了天人界限,为“三纲六纪”作出客观论证。人在其本性中便有“五常之性”,即能成善并须成善的先天条件与需要,所以君王必须“以纲纪为化”,建立国家礼乐教化体系,以帮助人们克服情感中的不良欲望。它认为形下的五声是形上的五行表现于声之结果,五种音阶与五行存在一一对应的“比附”关系。同时,它们又是阴阳二气处于不同活动状态的显现,故又对应人间王朝的德行盛衰。所以,人的情感并不是音乐得以产生的本质原因,其根本是阴阳五行之气。乐教由此获得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强制地位。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以乐证道, 嵇康哲学的另一种追问

世人皆以嵇康“越名教任自然”为其哲学脉络,殊不知,嵇康的音乐哲学才是其心法要领。嵇康以“乐”证道,将哲学的追问方式诉诸音乐,用音乐探索宇宙,用音乐反思人生。在魏晋玄学的时代性论题之下,嵇康看到了音乐的哲学性,用音乐的视角破解玄学问题。在嵇康哲学中,以乐证道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只有乐高于道,才能明辨玄学。嵇康以音乐明宇宙之“有无”,建构玄学基础;以音乐辨工夫之“体用”,展开心性变化;以音乐忘认知之“言意”,确立人生态度。嵇康合“儒”“道”于一家,将儒家的文化传统与道家的精神气质相结合,形成了艺术与道德并存,审美与伦理共在的价值格局。

尽善尽美:美育教学实践中自律性与他律性的辩证转化

美育教师是美育教学实践的重要力量,美育教学实践的自律性解析出美育教学实践内容是美育教师的创造性产物,决定了美育不应只是思政、道德教育的从属;而他律性阐释了美育教学实践的社会功能、职责与担当,美育教学实践中的自律性与他律性,二者互为平衡关系,并在发展中相互转化。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评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对礼乐文化的误读

为众多学者所声讨的抒情传统说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忽视,可追溯至陈世骧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书中,陈世骧力图借助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从中国文学史中抽绎出一条旨在抒情的历史脉络,以颠覆既有的儒家礼乐政教,建立可作为文学批评标准的本土文学理论。为重新书写以抒情为底色的文学传统,他不得不对含融博大的礼乐文化加以误读。但礼教、乐教与抒情言志间并非非黑即白的关系,而是彼此交缠的两条脉络。陈氏引为抒情传统基石的《诗经》等文学著述,皆是在其力图颠覆的儒家政教文化影响下创作的。陈世骧在书中未对抒情传统与礼乐教化的关系进行详细辨析,这就注定了他通过构建抒情脉络颠覆礼乐教化传统的尝试很难实现。抒情传统说若要摆脱脱离传统、趋于僵化的风险,对礼乐的再定义势在必行。

追寻理想治道——略论儒家的礼乐刑政观

对儒家而言,以德化民、礼乐教化乃是治国为政、引导人民崇德向善的理想治道,对这一理想治道的追寻和探求,体现了他们始终不渝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情怀。礼乐教化的作用在于能很好地协调和节制人的情感与欲望,构建一种人道且文明的伦理生活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使人民逐渐养成美善之品性与行为,乃至在不知不觉间徙善远罪。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拒绝和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即有时需要恰当地运用强制性的刑政手段和措施,来维持一种优良的治理秩序。

论董仲舒对两汉乐教的礼法化建构

董仲舒是两汉时期影响最大的儒者,其乐教思想显现出明显的礼法化倾向。首先,他继承前人主张,认为天道是礼乐的形而上依据。接着,他突出了君主在天地自然及人世政治中的决定地位:一方面试图将皇权作为推行礼乐教化的依靠;另一方面强调君主按礼乐而行其实也是循天道而行,以礼乐治国远胜于刑法,是天道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治世的唯一途径。最后,他又从民众角度出发,认为礼乐教化可以满足百姓需求,所以他们应该自觉接受其影响,并在天下大治后,积极歌颂君主之德治。董仲舒的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兼顾了君主及百姓的需要,其部分建议得以推行,并最终实现了礼乐教化在两汉的礼法化转向。

论嵇康对儒家乐教的解构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所有论点,其实皆根基于音乐的本质是气这一观念。首先,音乐是天地和合过程中禀气而生成的客观物质,能独立于人而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无法影响到音乐所具备的客观独立性。其次,音乐与人情感的关系是,旋律节奏的“舒急”会使人产生“躁静”之反应。人一旦进入“躁静”状态便会失去平和,从而将事先已积压在内心但并未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进行显露。音乐的教化作用、道德意义只表现在是否能帮助人实现平和,这也是雅乐与郑声的根本区别。最后,嵇康与儒家皆提倡以乐为教,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乐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嵇康并不否定乐教的价值,而是要对究竟什么是乐,音乐与人内在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具体实现乐教等根本问题提出异议。嵇康试图以一种符合于其持有的气化宇宙论、自然哲学的音乐观念与乐教主张取代儒家乐教,这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郭店简”与“上博简”是近年来较为重要的出土文献。从内容来看,它们收录了一批先秦儒家文献,对于今人了解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郭店简”继承了孔子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内在化重构,通过“以情释乐”,将情感树立为音乐得以产生的形下本原以及乐教得以生效的前提,深化了儒家乐教的内在转向;第二,“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收录了一批极可能是孔子本人对《诗经》中诸多篇章的解读,能对今人探析孔子所说“郑声淫”的含义、郑声与郑风之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参考。

西汉的风俗观:以儒家为中心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VOSviewer统计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音乐学方向的分支学科,经过近30年的研究发展已有不少的科研成果出现,该文旨在以中国传统音乐(非音乐理论)为研究载体,利用美学基本问题研究方法,进行普遍原理探索与规律总结,探讨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或价值,并在与西方文化的交锋中,保存自身个性。该文首先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做相关文献检索,提取文献后再以VOSviewer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据此得出,该学科以儒家、道家、古琴有关思想为发文热点,故该文拟对该学科以上代表性理论做综合述评,以上三者遵循“正、反、合”的历史逻辑关系,即为一种包含儒家入世思想、道家出世思想,古琴将前二者思想兼收并蓄为己所用的思想联系。

论仪式学视角下儒家礼乐思想的解读

仪式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最直接、最可观察到又最具生动性的行为,同时也是诸多文化观念的象征承载体,揭示仪式中所蕴含的种种观念,便是揭示某一时代的某种文化、某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家的礼乐思想有类于现代仪式学的理路,而儒家的“礼”也发挥着一般仪式意义上的功效。自先秦以来,儒家学者在讨论“礼”时,就相当强调通过对其中仪式化行为的解读来阐发其内在的意义,而儒家礼乐文化亦相应地表现为以具有一套象征意义的仪式化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表达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价值,来规范调整人与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秩序与团结。

感应与传统儒家的乐教原理

乐教是儒家最重要的教化方式之一。在儒家看来,乐表达了人们的性情。其中的性情,在早期属于气,到了宋明理学时期,性分化出气质之性,还是气,因此,乐的本源其实是气。用善的乐来感化人,其实就是用善的气质来激发人身上的善的气质而抑制恶的气质,最终使人成为圣贤。善气呼应善气便是儒家乐教的工作原理。

法曲考源

法曲是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一个品种,以歌舞为主,有时也以纯乐器的形式出现,风格清新雅致。关于法曲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形成了来源于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在对法曲的来源做出进一步考证的基础上提出:法曲的形成是多源的,它是在吸收了多种前代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到成熟期时它已经脱离了宗教音乐的范畴,并成为隋、唐时期宫廷音乐中一种极富特色的歌舞音乐。

探析儒家乐教思想的教化意义

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把它作为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伦理的教化工具,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和谐。新时代要求我们音乐工作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极富创造力的古典源头上,探讨儒家乐教思想的现实意义,以音乐来规范人的整体行为,俾以合乎道德伦理规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先秦儒家礼乐教育中的体育观

孔子继承了三代时的“六艺”教育宗旨,使礼乐教育成为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礼乐教育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体育观。随着儒学思想内容的变化,礼乐教育中的体育观也发生相应的演变。今人应以积极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礼乐教育,以古为今用。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

西方审美教育理论及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审美教育的影响

在我国综合素质人才培养中,美育是不可缺少的内容,音乐教育是学校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音乐教育在高等院校艺术教育中的重要性,以西方审美教育理论为根据,从古希腊音乐审美观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并结合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初步讨论。阐述中西方先进的审美观及音乐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审美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与启示,并提出完善、深化美育观念,重视美育净化心灵作用的建议,从而达到培养大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