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兼论儒家思想对古代女性的规训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女神具有勇于创造、坚忍抗争、独立自由的精神特质。女娲造人、补天和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故事塑造出上古女神征服自然、拯救苍生的女英雄形象。这与封建时代文学书写的温良恭顺、三从四德的妇女形象形成巨大反差。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不是女性自我精神的弱化,而是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利用儒家传统思想对女性伦理化、社会化规训的结果。儒家通过书写女德女范和叙述女性“三从四德”故事,塑造顺从、依附的妇女典型,并通过社会分工,将妇女限定在家庭服务的角色框架中,呈现于世的是妇女身份的依从性及人格的有限性。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儒家神话的再认识

文章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论述神话和信仰在发生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中的神话观,使之从民间文学的狭小范围中释放出来,还原为文明发生的原型编码及体现文化基因的神圣叙事。在此基础上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当代课题,从比较神话学视野重估孔子与《论语》的文化价值,讨论经学传统中对"凤"与"麟"的阐释特点,论证"天命"及"圣"、"德"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揭示"君子比德于玉"说的信仰根源,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玉教大传统。

“世界眼光”与“中国学问”——叶舒宪神话学思想论略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率先向国内介绍神话—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神话学,到近年来"作为中国文化原型编码的神话"、"神话中国"、"儒家神话"、"神话历史"等一系列命题的提出,叶舒宪一直走在中国神话研究的最前沿。一方面,他不断求取新知,将国外最新的神话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另一方面,又基于中国神话的特殊性而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这种研究范式,对国内神话学及整个文艺学的知识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续)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

文章回顾了中外学人,尤其是异域视野对华夏礼仪神圣效力的阐释,借镜人类学家对神话与仪式关系的研究成果,立足华夏礼制探源研究命题,反思了传统神话观对儒家神话研究的桎梏与遮蔽,认为华夏繁复的礼仪活动是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性视域。现有的成功实践业已表明,礼仪符号的解读、礼仪神圣根源的探索,乃至经典文本的解读,需要跨文化的广阔视野、比较神话学的类比释读视域,需要突破故事本位的神话观,回归礼仪圣物象征的大传统。因此,儒家神话再发现与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神话与仪式:先秦儒家祭祀礼的原始意蕴

"礼"从本质上讲是在神话思维影响下宗教仪式的变形再现,是尘界与灵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先秦儒家作为"礼"的继承者、倡导者和整合者,其体察的"礼"有诸多内容,其中最能表现"礼"之意涵并展现儒家之积极作用的是"祭祀礼"。祭祀礼完整展现了"礼"沟通"圣"与"俗"的意义,并通过对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的仪式表达阐释了"礼"所蕴含的一种原始意蕴。

神话的真实发生与婚姻制度的道教反抗

通过考察四大民间神话(梁祝、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哭长城)可以发现,它们的某些情节本身未必真实,囊括在寓意中的事情却可以真实发生,即传统社会的婚姻缔结需要遵循礼教制度。即便排除了父母之命,其实仍旧未必能够确保圆满,难免还需要获致诸多条件的共同支持,甚至要面对来自家外的干扰和男女双方的形象设定。道教意旨潜含在故事中,借力于人们对不美好的反抗,获得了经久不息的生命力,而且与儒家和法家展开了对垒,促使神话成为了三方相互制衡的演练场,但它们的流传并没有滋生出可以用来重塑婚姻秩序的崭新规范,反倒让儒家的某些论断获得了本意的还原。古今社会转型中固然曾出现戏改运动,以就地取材的姿态,助推着婚姻家庭生活发生演变,但当代的婚姻缔结依然未必只是关涉结婚,还会关涉上事下继的各种事务。儒家就此恰恰提供了可以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反复使用乃至一再重构的理念范型,透视着儒家思想原本就具有的史学品格。当代法律更是确立了全新的婚姻制度,神话故事和道教却不会失去寓意释放的空间,甚至依旧保持着对社会实际的映现,而子女的婚姻自主权毕竟通常只是居于留待备用的"备胎"位置,神话和道教是否会释放寓意终将取决于儒家式婚姻缔结能否与婚姻自主权兼容。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贝奥武夫与尧帝文化对比研究

随着旅游文化产业的日渐繁荣,各国及各地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包括民间英雄人物已经成为旅游文化开发的热点。尧帝和贝奥武夫分别是中英两国知名的历史人物,并各自在当地的旅游方面得到一定的开发。文章试图从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夫》中贝奥武夫与我国上古时期英雄形象尧帝的历史传承方式的异同,包括民间性、神话性、宗教性和文学性等四个方面来加以对比研究,主要由于基督教的改造使贝奥武夫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尧则因为儒家文化的圣化,成为了仁、和、德的化身。

《列子》“愚公移山”寓言的文化阐释

《列子》“愚公移山”寓言有很高的思想文化含量,是远古神话、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佛家文化等交融互补的典范。移山神话体现了“人”与“山”的关联、对抗,从中可以捕捉到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道家思想构成愚公移山寓言的“底色”,愚公的道家气质主要表现为大智若愚的智慧、天地无私的胸怀、乐观达观的心态、精诚之至的执着等;儒家思想是愚公移山寓言的“主色”,愚公的儒家风格体现在入世姿态、仁爱品德、自强精神等;佛家思想是愚公移山寓言的“配色”,愚公的佛家意味主要是大慈大悲、众生平等、勤勉精进等。

从补天神话看儒家终极追求的悖论意义

补天神话中石头与娲皇氏的关系 ,暗示了儒家终极追求与封建皇权接轨的局限性。石头无缘补天的悲剧揭示了儒家外王追求理想反被理想误的悖论。石头的自惭情结表现出儒家内圣开外王所导致的道德犬儒主义和弱势文化心理。神瑛侍者弃天理尚人情的价值取向转换 。

从神话的演变看中国古代仁爱精神的内涵

为了推行仁爱思想,以史官和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先秦学者们开始了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力改造:以虚构远古历史宣扬以德治国、安民利民的仁政理想,以重塑神话人物树立天下为公、爱民如子的仁君典范,以善恶之争彰显天命无常、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于是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被重新编写,神话人物被重新塑造,神话阵营被重新划分,中国古代的原始神话在这里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出时代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仁爱精神的内涵。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

儒家教育的意识形态神话是指儒家教育被提炼为一种具有观念霸权地位和政治设计激情的教育观念,并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建立起一种相互调适性的意义关系。具体而言,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构成了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建构的两种路向。在儒家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现代儒生;在儒家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神话中,儒家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君子公民。然而,无论是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其在社会实践上均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儒家教育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学科实践上可能会导致儒家教育研究陷入固定的理论言说方式与儒家情结之中。鉴于此,实现儒家教育研究的去政治化、去理想化和去激情化,从而回归日常的教育现实和理性的研究态度,是破解当前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路径。

中国园林的神性与人性

虽然同为东方园林,中国园林、日本园林和韩国园林却大相径庭。本文通过从自然环境与历史演变着手,分析中国园林如何在意境与实用,神性与人性间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

从神话传说看儒家生死观

中国神话由于材料分散以及儒家的历史化阐释,丧失了建立独立文化形态的机会。因此有人认为儒家理性的世界观消灭了神话的神圣性。然而,作为相近时代的两种话语,他们的生命意识和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本文试图以神话传说来解读儒家生死观,以求对儒家思想的未知面做一开拓。

希腊神话的哲学思想及其与孔子中庸之道的异同

希腊神话是希腊最早的文学形式,它不仅是人类的文学瑰宝,也是一座思想宝库。虽然产生背景不同,其哲学思想与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某些基本理念上却是相通的,当然也不乏相悖之处。本文以古代希腊神话的发展及神话人物形象的创造为切入点,简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起源,并着重对亚里士多德道德体系的"中道"与孔子道德哲学中的"中庸之道"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论述。

先秦儒学对先秦文学的理性规范

先秦儒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思想。它具有实践理性的精神。作为当时的“显学”,它对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对先秦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人为地对原始神话进行了割裂和改造,使之伦理化,政治化和历史化;二、对《诗经》也进行政治伦理化的阐释,使之负载儒学家们政治教化的使命。屈原的作品虽因产生较晚缺少先秦儒学的阐释和评论,但后儒还是从“发乎情,止乎礼”等原则出发,对其人及作品进行了评点。

神格与凡人之间:关羽神话的历史表现议题

关羽死后在文化实践中确立神格,成为神话的主体。关羽神话是以历史为基石的神话。“义”作为一种历史书写原则,是关羽神话中重要的符号。当神话在历史中重演时,意味着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联系,人们从神话中得到历史经验。佛道二家借助于感应思想与鬼神观,在关羽神话中赋予了死后存在的特质。儒家则为了消解佛道二教的影响,将关羽认定为“正直公忠”之凡人,赋予其伦理道德的意义。社会史、文化人类学和新史学的不同方法,为神话问题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比较中西方文化对屈原、密尔顿的不同影响

中国古代诗人屈原和英国伟大诗人约翰·密尔顿（1608-1674）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诗篇，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崇高的。他们俩的相似之处是：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诗人；他们为各自的理想奋斗了一生，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悲剧精神是崇高的。然而伴随着两位诗人的是不同的“归宿”之路，这要归根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世界，享有着不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