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鉴今的医患关系研究

古代医患关系总体上和谐,但也存在着矛盾与不和谐的现象。这种和谐状态是由儒学与医学的不断融合以及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社会模式所决定的,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医生自保、医患不信任以及乱收费的问题。评价古人得失,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对医生的尊重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要真正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明确医患是相互合作的联合体;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需要医患双方都为此付出努力,作为医生,要内求于己、外乎爱人;作为患者,要接受必要的医学常识教育,医患双方都要培养法律意识。以古鉴今,多管齐下,最终营造健康有序的医疗环境与和谐共赢的医患关系。

论“儒医”的三重境界及其启示

"儒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了"儒医"的三重境界,即良医、大医、圣医。"良医"注重技,属于知识论,追求的是"真";"大医"注重德,属于道德论,追求的是"善";"圣医"注重道,属于本体论,追求的是"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天人合一的知识系统,全面弘扬和提升医者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同时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医学,提升医生的审美素养,真正把医学升华为一种乐生的行为,最终实现医生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

医籍、医名与医理:明末李中梓的儒医形象及知识传承

明清两季,儒医鼎盛,但医者之所以获"儒医"之名,并非由国家进行资格认证,而是基于职业出身、医术水平、医学著述、社会交往、济世关怀等社会化标准的形象认同。李中梓为明末名医,幼习举业,由儒入医,深通医理,著述丰硕,自成医派,为儒医之重要典范。在李中梓医名的养成与传播过程中,所著医籍居于中心位置。其医籍既重医理归纳普及,亦重医案汇集分析。医籍由新安商人出资,广为刊刻,病者、医者、士林、官府无不看重。医籍既是其专业水准之体现,也是极具说服力的个人"营销",更以兼具儒士风雅,士林交游广阔,儒医之名既知于当世,更垂范后世。然在医学并未列于主流知识谱系的明清时代,盛名之下,学派渐成,亦彰显在社会化的职业养成及专业评定体系之下医学传承的市场及知识路径。

清代松江“医、士交游”与儒医社交圈之形成——以民间医生何其伟为个案的考察

江南何氏是一个有八百多年行医历史的世医家族,清代的何其伟是其中一位较有成就的医生。他在早年的科考及后来的行医生涯中,广泛结交官僚士大夫,从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儒医社交圈",并将交往关系延伸到医疗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基于和儒者群体的这样一种摈除直接功利目的、充满文人风雅气息的日常交往,儒医成功地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业医声誉,拓展了行医的社会网络,在患者资源的获取和医患互动中,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更多的主导性。

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

孟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对北宋时期儒医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其中以“仁术”说最具代表性。“仁术”说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 ,是孟子对“为仁之道”的阐发。随着孟子地位在北宋的不断升格 ,孟子学术思想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医学逐渐被定名为“仁术”。孟子“仁术”说促进了官方对医学的重视 ,北宋诸帝无不提倡医学 ,使之成为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另外 ,北宋尊孟一派的儒者 ,无不医儒互参 ,这也是孟子“仁术”说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略论明代云南儒医现象

在明代云南儒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因儒通医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医药文化的重要特点。以地方志为主要研究资料,整理选介明代云南较为著名的儒医,并从形成背景、群体构成、儒家伦理、心态、著述5个方面对明代云南儒医群体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上医医国:一位晚明医家日常生活中的医疗与政治

本文试图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揭示江南文化、政治生态与生活际遇间的紧密联系,展现晚明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路径,探寻儒医在政潮风云中的济世之道。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医学传承,不自觉卷入晚明政治风潮中。参与《嘉兴藏》的编纂,与万历太子案关键人物均有交涉,后世所传天启年间阉党所编《东林点将录》中"神医安道全"甚至疑为缪希雍本人。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亦儒亦医亦侠的至情至性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可以看到缪希雍作为医者之外的"良相"之举。缪希雍以"觉休居士"、"海虞遗民"自称,自我放逐;江南名士却呼之以"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引为同道。缪希雍的医术、性情、行事,堪为"上医医国"理想的典范诠释。波云诡谲的晚明政治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实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权力与人际关联。"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自我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论儒医医德思想的构建

"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儒医将儒家伦理与行医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医学史上丰富的医德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以"恻隐之心"为原点的仁爱是儒医医德思想的根本依据;基于血缘关系而不断扩充的仁爱是儒医医德思想的情感机制;以"推己及人"为方法的仁爱是儒医医德思想的实践路径。儒医秉持这些理念和方法,在行医实践中形成优良的医德传统。

儒医恕道刍议

"恕"乃成"仁"之方,也是儒医一直秉承的底线伦理:"医乃仁术"是恕道得以实施的理论基础,生命至上是它的内心动力,而重义轻利则是在操作层面上最真实的体现。阐明儒医恕道思想的现代价值,探索其走进当下医学教育体系的路径,促进医学生恕道情怀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新安医家弃儒从医的原因探讨

徽州地区众多的儒生由于亲人患病、喜爱医学、痛恨庸医等原因放弃了考取功名,转而学医。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读书人对习儒和行医两种职业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重新整合,提出"儒医等耳"等全新的思想观点。徽州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外部支持。

人文走进临床:“诚之者”之道

以儒家伦理为本,论述应该如何让临床服务人文化、人性化、良善化,特别是分析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及其与人文、道德的关系。从儒家人文,特别是"诚"的观念出发,探讨阻碍医学人文走进临床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结构问题。应以"诚"的心态、"诚"的途径,提高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废除奖金制度,协助他们创造一个良善、和谐的临床人文环境。只有这样,医学人文才能有助于攻克医疗体制中的顽障痼疾,突破不适当的利益藩篱,从而体现真诚的医学人文。

清代儒医徐大椿与宋代理学的关系探究

宋代理学的盛兴,不仅促进了宋代中医药文化的蓬勃发展,而且对后世医学理论的推进、流派的争鸣、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医家的成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清代儒医徐大椿就是深受宋代理学影响的杰出代表。正是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下,徐大椿"知医为孝"、弃儒从医,进而"读书明理"、自学成才。在思想上崇尚医德,强调为医者应存心救人,小心敬慎;在理论上尊经崇古,致力于整顿医家道统,继承绝学;在方法上格物致知,强调穷理尽性,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些鲜明的学术个性,都与宋代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

福建古代儒医转换问题的研究

根据《闽台医林人物志》,对福建古代儒医转换的问题 ,从规模、类型、原因、意义与启示诸方面加以探讨 ,认为儒医的转换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中医背景的独特人文现象 ,要发展中医必须借社会之力 ,广纳不同门类的人才研究中医 ,形成系统的人才配置。

儒家“仁爱”思想对医生职业精神建设的启示

医生职业精神是当代医学伦理学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儒家伦理思想自创立以来,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儒家伦理理论的探讨,梳理出有益于当今医生职业精神构建的思想精华,并结合医生职业精神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从加强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大力培养医生职业精神,以推进医生职业素养的提升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津门儒医赵础卿及其手稿两种

赵础卿出身中医世家,幼习儒,由儒入医。流寓天津,悬壶济世五十余载,医德高尚。其精研医理,矢志不渝,著书立说达数十万言,惜散佚。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珍藏其散落之余的手稿两种,津门名医赵继凡亲为校正。两种手稿是研究赵础卿学术思想和经验专长的原始资料。据其生平与著作来看,无论是写作水平还是文化素养,赵础卿都超出一般的以实用技艺谋生的"匠医",自当视为儒医。

近代儒医顾观光的医学考据及医药会通研究

近代医学家、考据学家、天文数学家顾观光博学宏才、著述等身,备受后世推崇。他沿袭清代乾嘉考据之风,将古代质朴之学推及至近代医药研究之中,并以医学家的身份、考据家的眼光校勘《素问》《灵枢》、补注《伤寒杂病论》、重辑《神农本草经》,对于中医药文献的传承功不可没,其中顾辑《本经》更成为迄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神农本草经》辑佚本之一。尤其所主张“中西之法可相证不可互废”的医药会通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启迪。

略论儒医对军旅疾伤的救治

历代儒医 ,将医术作为体现儒家之“仁”、维护封建皇权的一种手段。由于军队是巩固封建皇权的基石 ,所以儒医历来对军旅将士疾伤的救治十分重视 ,积极投身 ,亲身实践 。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儒解《大医精诚》——从《大医精诚》看医者的“五常”

《大医精诚》集中体现了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显现出三教融合的特征。主要从儒家思想的角度解析《大医精诚》,力求挖掘其中的儒家思想或与儒家思想相通的成分。五常在《大医精诚》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是《大医精诚》里大多数医德规范的深层基础,有着历久弥新的价值,对于提高医者素质、处理医患关系有着良好的指导意义。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