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御制增订清文鉴》看清朝祭祀中的儒家文化

清朝极其重视儒家文化,在沿袭明朝旧礼和调整清代祭祀的过程中,始终以儒家典制为根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存在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因而官修满文词典所辑祭祀词汇既与中原传统记载有所差异,又显现出满汉文化的互摄交融。迄乾隆朝,清代祭礼日臻成熟,乾隆帝一方面尊崇古礼,直溯儒家礼制源头,另一方面又对其因时调整。这一过程,彰显了乾隆帝深厚的儒学造诣,对维护统绪、巩固政权大有裨益。

论“士”之起源发生及与西周教育的关系--以诗三百《雅》《颂》之“士”为突破点

士的本源意义并非如同此前学者所说的为男人、为官员、为农民耕作、为武士等;"士"的早期含义是文士,是中国早期儒家教育的重要组成,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制度形成之后的产物,其主要含义类似于当下所说的士子。诗三百中的《雅》《颂》部分共计出现士21次,清晰显示了由学而士、由士而为俊杰髦士、由学者人才而为六卿之首之卿士、由学子而为一般官员总称的内涵演变历程。

“三老民之师”:汉代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的结合

汉代的“三老”可分为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三老和儒家礼制体系中的三老,两者以“三老”为名各自发展,历史地呈现出“势力上收”与“礼制下移”的双向交互式关系。地方治理层面,西汉时期地方三老的职能被虚化、分割,经历了由“率众”到儒家长者的形象变化。儒家礼制层面,贾谊、贾山、韩婴提出的“三老五更”礼制设想,经王莽初步施行、汉明帝进一步完善,在中央达成政治与教化相统一的结果;此后,养老礼逐渐由中央向地方下移,至汉末明确可以发现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相结合的案例。由此可见汉朝廷在国家治理中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有效统合。

礼乐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体系

在儒家礼乐文化视野中,具有较大美学价值的审美范畴主要有"中和之境""言志""缘情""阳刚""阴柔""出水芙蓉""错彩镂金"以及"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其中,"中和之境"是总论,"言志"与"缘情"是本质论,"阳刚"与"阴柔"是风格论,"出水芙蓉"与"错彩镂金"是形态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境界论。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不同于西方审美文化的最鲜明的标志。

“礼”“器”之辨:儒墨乐论思想评议

周公礼乐思想为儒家乐论思想之渊源,两者内里相通,乐之动人,虽可悦耳,更能风心导礼,此为乐与礼相结合之内在逻辑。墨子因非儒而非乐,在其非乐的逻辑中,省却了乐动人心的关键环节,因此,乐在墨子的眼里就变成了只是能发出金石之音的乐器,乐器的制作、演奏、欣赏都是劳民伤财,与民夺利的,这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逻辑。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古乐几近消弭,新声泉涌叠出的背景下,儒家倡乐、墨家非乐显然都没能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文化特征,因此他们理想化的治世方略自然也不能起到救时补弊的实际效果。

宋朝丁忧制度与政治斗争——以“李定匿丧”与“史嵩之起复事件”为例

丁忧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礼制,即遇到直系尊亲逝世时,人们要居家守丧,官员更是要主动申请离职守丧三年。但因为贪恋权位,一些官员便做出有悖"孝道"的行为,即营求夺情或起复,甚至匿丧。在宋朝,官员的这种不孝行为不仅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更会成为反对派攻击的把柄,从而使丁忧制度成为宋朝党争的利器,这在李定匿丧和史嵩之营求起复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世界文化遗产韩国书院的活化研究

韩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传承与保护方面的意识很强。2016年,韩国书院第一次申遗失败。韩国文化财厅锲而不舍,2019年韩国书院第二次申遗成功。中国学术界以前书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书院发展史、书院思想等方面,但是对别国书院资源活化、旅游开发的研究较少。韩国对书院遗产保护与活化意识都很强,值得我们研究。本文结合韩文文献,探寻其文化渊源,探讨其韩国书院遗产的保护与旅游活化,希望对中国的书院资源文旅融合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中庸

中庸是既遵守礼制又对人自身的发展有用 ,其实质是礼治方法论 ;其背景在于周、秦社会是一个特别重视礼治传统的礼治社会。《礼记》主张中庸原则的贯彻应考虑人情、经济与“时”、“顺”等因素。中庸具有否定神学历史观、化解矛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顺应历史规律的历史哲学意义。中庸误读为折中调和是唐宋社会经济发达。

论原始儒家礼制观念的初衷与疏漏

原始儒家将道德伦理思想与政治统治方式融为一体,提出了礼制观念,希望以礼制使人们对外尽忠报国,对内安身立命,这是其理论初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礼制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其中的疏漏逐渐显现,并被统治者利用成为其专制统治工具。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因(下)——兼评“去圣化”倾向

孔子以文自任,始对中国文化统绪进行系统建构与自觉反省。他上承六经,乃经学之鼻祖;下开九流,乃诸子之源。由孔子始,以传播知识为谋生手段的独立的士(文士)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中国学术文化独立传承、发展的统绪。没有孔子,就没有战国时代诸子并作、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孔子以其全幅的生命撑开成就了"人伦之至"(圣人)的人格典范,可以说"去圣没有真孔子"。

从“周礼”到“汉制”--汉代亲蚕礼的制作与实行

亲蚕礼的经学争论,表现为行礼时间的仲春、季春之争。这一争论源于诸生对文本中"中春"与"大火"的误解。"大火"应该指"火历"之"辰"心宿二(天蝎座α,Antares)。"中春"理解为"火历"春分更合适。从商至汉,"火历"春分始终值夏历三月。"中春"与"季春"实质并无不同。在季春举行亲蚕礼,既符合殷周秦汉及当代中原地区的蚕事安排,也体现了儒家礼制设计无悖自然规律的基本精神。汉代实行的亲蚕礼,是汉儒结合阴阳、时令等观念的再创造,体现了帝国对儒家"天子之制"的追求。经文主张的"北郊说",因与"汉家月令"不符,终未付诸实施。西汉的东郊行礼,是《吕纪》《月令》等"东向"行礼的变体,可以更直观地体现春令与东方的对应关系,但因悖于"阴阳对应",最终让位于东汉的西郊行礼。西郊行礼入注,既改变了亲蚕礼的经文阐释格局,也为汉代以后亲蚕礼的制作提供了新典型。

“垂衣裳”与儒家礼制

"垂衣裳"早见于《易传·系辞下》,最初用以形容包括尧、舜在内的圣王形象。"衣裳"的色彩、图案、样式被认为源于圣人观象,体现"乾坤尊卑"之理。儒家将"衣裳"视为标示等级和管理社会的工具,认为"衣裳"根源于"礼",服务于"礼",损益于"礼",具有礼乐教化的功能。"垂衣裳而治"就是圣王以服制垂示天下,而天下大治。从"垂衣裳"可以窥探儒家"无为而治"之究竟。

徽州住宅中的横向布局及其现代意义

徽州向为儒家礼学重镇,与礼制阐释相合的纵向布局住宅因之较受学界关注。但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晚期,徽州及其周边地区也常见一种与礼制明显不合的横向布局住宅。通过聚焦这种横向布局住宅,文章提出四个论点:首先,徽州地区常见的纵向布局住宅,以及适应纵向布局的"大廊步三间"住宅单元多出现在清初期之后,很可能是清代皖派礼学兴起的产物;其次,常见于皖派礼学兴起之前、退潮之后的横向布局住宅,不宜套用儒家礼制框架阐释;再次,徽州横向布局住宅存在与礼制相反的重要特征--内宅的平等与互通,即便在其它布局形态的徽州复杂住宅组团中,内宅单元也常较为相似,且通过内巷、连廊连通;最后,作者认为徽州内宅的平等与互通具有现代特征,横向布局是其集中表现,横向布局的反复出现也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儒家礼学对当代中国伦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礼学是儒学的核心部分。它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家庭伦理为基点,以知、行结合为手段,构建起一个庞大伦理规范系统。它使封建伦理规范得到人们认同和践行,保证了封建社会的安定和有序。虽然礼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对于封建伦理的构建却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当代我国伦理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

儒家孝道的历史命运——两汉至晚清中国传统孝道的演变

儒家孝道渊源有自来,它的远源,乃是从孝观念的产生到孝道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的孝文化,跨越了十分悠久的历史年代;它的近源,便是作为礼乐文化核心的西周孝道。儒家孝道不仅是家庭伦理,更是由血缘关系推衍出来的社会政治伦理,其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因而适用于父系血亲的集权制政体。两汉以后,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集权制帝国时代,历代王朝无不尊崇孝道,孝道成了中国的真正国粹、历代王朝的治国之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走向与中华文明的特质。本文以中国历史发展为线索,论述自汉至晚清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孝道传承、演变、发展乃至解体的一般过程,以概见儒家孝道的历史命运和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之巨大影响。

荀子对禅让思想的继承与修正

《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等战国楚简的出土,促使学者相继投入战国禅让思想的研究,其中《荀子·正论》对尧、舜禅让的否定,令不少学者认定荀子的立场与战国法家相似,属于禅让思想的否定派。综合传世文献《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及前述三种出土文献所呈现的禅让思想,与《荀子》中《正论》《成相》对禅让的诠释相互映证,以及《荀子》其他篇章所涉及的观点,可见得荀子并非全盘否定禅让,只是企图将之融入其礼制思想中,刨除禅让思想中不符时用的部份元素,又能持续体现“尚贤”“授能”“遇时”等政治理想。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情理融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特质——兼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之建构

与西方伦理思想重视理性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情感,因此,中国伦理学常被称为情感伦理学,中国社会也因之被贴上了“人情”社会的标签。但人们忽视了“情感”一词的多重含义。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情感”是融注了理性的道德情感而非一般情感,作为诸道德范畴情感之基的“敬”是情理合一的伦理理念,“仁”“礼”统一的思想架构是情理融通之枢轴。只有搭准传统伦理思想之脉,把握其情理融通之特质,才能为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的构建找到出发点和支撑点。今天,我们需要立足本来,珍视传统,构筑中国伦理道德之基;吸收外来,强化理性,重视方法,补足中国伦理思想之短板;面向未来,落实“两创”,构建中国特色的伦理话语体系。

奉天法古与西汉儒生的更化善治运动

西汉初年,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通过批判秦政与法家,掀起了一场以"奉天而法古"为号召的更化善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根据学术取向的不同,可以把当时的儒生分为两派:一是好言灾异的奉天派,借助灾异占验探究天人之际神秘而又可畏的感应关系,本天道以立人道,批判君主专制,限制君权;一是好言礼制的法古派,通过古今对比揭示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以古礼准今制,确立礼教先行、刑罚为辅的治理模式,抨击时弊,移风易俗。西汉末,王莽利用奉天派的灾异论取代刘氏政权,推行新政,将法古派的礼制论付诸政治实践,从而将西汉儒生的更化善治运动推向高潮。由于王莽一朝对灾异论的滥用以及对礼制论的拘泥不化,在导致新朝覆灭的同时也宣告了复古更化运动的失败,但这场运动为此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因(上)——兼评“去圣化”倾向

孔子以文自任,始对中国文化统绪进行系统建构与自觉反省。他上承六经,乃经学之鼻祖;下开九流,乃诸子之源。由孔子始,以传播知识为谋生手段的独立的士(文士)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中国学术文化独立传承、发展的统绪。没有孔子,就没有战国时代诸子并作、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孔子以其全幅的生命撑开成就了"人伦之至"(圣人)的人格典范,可以说"去圣没有真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