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尽性至诚:儒学“礼”文化童蒙养正之“公”道探析

从原始儒学到古代儒学、现代儒学,万变不离儒家礼仁爱思想渊源。礼运大同,天下为公,文明中国数千年的礼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回归人性的人生哲学和文化积淀,是为人类共同命运祈福的深沉文化之思与长远生存之虑,本文在儒学礼变迁的正名中更觉察到其于当代童蒙教育的适切价值。人与物并生天地间,人群之则安,独处则忧。故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育人之道不可绕道于此。儒家礼,为养性之学,其关键在于通过口、目、鼻、耳等不会思考的生理通道,而渐入求真、尚善的心理之境。万盛之巅,起于小礼,长胜之君,始于童蒙。童心未泯,存礼、弘礼、践礼,童蒙养正以尽性至诚,是回答当今世界和平之问的长远筹划。

法治资源的筹集与儒学实践的法律引擎

法治建设除了需要诉诸法律资源的筹集之外,还应关注到儒学实践的当代再现。尤其是儒家对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做出的阐发,原本就可以用来塑造亲属举证豁免权。家庭伦理未必只能存在于家内,甚至可以通过外溢的途径在家外获得展现,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面对后者,公共舆论加持着其他儒学理念表达出了排斥。行为互动方面的儒学传统,更是成为公共舆论的内在构成。各种情形的出现都肇因于法律的引擎。儒学实践与法治建设共同塑造着当代的社会氛围,人们的日用常行连缀着儒学文本内外。只要把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式思考和文化知识论转换为关联式思考和文化修养论,通过研磨具体事例即可发现,儒学对法治的参与大致遵循两种进路,即建构论和自然而然生成论。

论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及其影响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通过制定朝仪及宗庙礼法等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为后世帝王进行礼治建设提供典范。由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汉初统治者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大量儒生因此入朝为官,改变了西汉的官僚结构。随着儒学与汉初政治联系的加强,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走向退化。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不管是对汉初的政治统治,还是对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颜氏家训》中实学教育理念在日本近代的传播与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家和理论家福泽谕吉的《劝学》,其文中脍炙人口的“勤学”和“实学”主张,受到《颜氏家训》勉学的深刻影响。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非难儒学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其鲜明的东方儒学传统根柢却是不容抹煞的客观存在。

西汉王朝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我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加强我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梳理相关历史文献,采取历史分析和古今对比分析的方法,可以概括出西汉王朝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安全思想。西汉王朝的国家安全思想对维护当代的国家安全有以下启示:重视国家安全领域的关联性;动态把握国家安全思想;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具有根本性;强化军事安全的保障地位;在意识形态安全上,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安全上,为世界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

以情为本:《大学》“絜矩”之儒家治道

《大学》“絜矩”之道是在审慎而周密的度量中形成并持守治国、平天下的法度。本质上,“絜矩”之道乃情感体证之学。其基本精神,是强调治国之人要以自身的真实好恶为基本出发点,通过一己之情与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的相通相合,生成修己治人的理性行为法则,并以此理性法则感化百姓、推施政教。“絜矩”之道下的治道由此获得了纯粹的主体自由性、公正性与平等性。这一理论指出了政治治理的根本所在,并能与西方技术性思维下的治道两相补足,为现代政治治理提供反思与补益之法。

三重维度下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为了借鉴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精髓,发挥其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维度系统阐述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历史维度上探索先秦儒家社会治理的思想渊源;目标维度上将国家安全、人民富裕和自我管理等三目标相结合;价值维度上发挥传统文化优势继续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儒家文化渊源探析

传统儒家的法律思想最先从孔子和孟子开始,其仁政思想对后世封建时代融合法律与道德的法律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最晚至西汉已形成稳定的“德主刑辅”法律文化。这一法律文化绵延几千年之久,逐渐具备自己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扎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儒家思想传统下的法律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有着历史的缘源关系。儒家法律文化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特征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形式。

基于“第二个结合”探讨儒家仁学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理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论断。立足“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改革,由于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华,其育人目标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立德树人的目标一脉相通,而且儒家仁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互契合,因而推动儒家仁学思想深度融入课程教学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最佳切入点。

中国传统政治的王道和霸道

周朝的天子称王,周的政治理念是"王道",也是儒家倾心的理想政治。周的王道政治对统治者有"德"的要求,是所谓"德政"。孔子提出"仁政"概念,主张士人参政议政。春秋战国的霸道政治背离了周的王道。秦制取代周制,霸道的色彩明显,但传统皇朝政治实质上是杂用王道和霸道。主张王道的儒学始终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政治,因而不能成为政治学;法家所言之法是统治之法,不限制君权,所以是"霸道"的理论。中国政治文化在20世纪才有了民权、民主、宪法等全新的概念。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荀学与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学术界对荀学的性质和定位，仍然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论儒家的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 ,它以人为核心 ,强调“为政在人” ,主张“施仁政”、“尊贤使能” ,其特点是“为政以德”。就其重视人的素质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 ,是有重要价值的 ,但人治毕竟是一种官本位 ,归根到底是以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尤其是儒家关于“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野的政治偏见 。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

百代皆行汉政法

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制度史沿革的两大段落。大体言之,秦汉以降列朝实行秦制,故有“百代皆行秦政法”一说。然汉代在承袭秦制之际,又汲纳周制,复古更化,形成融会周秦、兼采儒法的汉制。汉制一面复用封建性的周制,一面又与其保持距离,向中央集权的秦制靠拢,郡国并行。两汉以降,中国的皇权政治受到天道、祖训、礼制、贵族、官僚制度、宗法绅权及民变等多重因素的制衡,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演为绝对专制,这是汉制具有再生能力、难以解体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些因素缺乏法制规范和新的社会构想,对皇权的制衡力是有限的。中古以至近古历代帝王的“标准像”是:一手高扬儒学经典,以“仁政”“王道”宣示天下;一手紧握法家利剑,威吓、惩治臣民。“霸王道杂之”诚为汉制帝王术之真谛。正是这种“周表秦里”“儒皮法骨”的汉制传承两千年。因而中古、近古制度史当用“百代皆行汉政法”概括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下的法治意蕴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才能获得真实的内涵和完全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是人民性、法律性、实践性的统一。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党建设、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坚持法治价值理念,全面依法治国,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