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

本文于大足学研究中,首次提出宝顶山石刻并非由赵智凤开凿,而另有其人其因。宝顶山石刻并非学界约定俗成的民间工程性质,而具皇家工程属性。本文提供一种跨界综合的方法论,通过图像分析与文献解读,提出宝顶山并非密宗道场,而是佛教各宗集成。进而认为,宝顶山释儒道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特征,来自皇权意志与民间诉求的互为与包容,形成巴蜀地域实用主义宗教观、审美艺术观,提出宝顶山石刻是借佛教教义、形象,传播儒学伦理教化。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与曾国藩治学的三次转向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主要可以分为重视践履工夫、性命之学的理学圈,以及以诗古文辞和经史考据为主的文士圈。曾国藩在身居京师的十数年中,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学术重心发生过三次转向:起初以诗古文辞为志趣,后跟随以唐鉴为首的理学群体践履身心工夫;1843年底进入文渊阁校馆后,曾氏专注文字小学、尊尚清儒汉学;1847年任职礼部,始重视礼制考证和通礼研究,期以礼学经世。在与京师师友广泛论学的促进下,曾国藩分别在诗古文辞、道德性命、训诂考据、礼学等儒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最终形成其宏大深厚的学术面貌。

从中国传统文化观看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艺术之所以有着丰富的主题思想和含蓄的意境，原因在于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丰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本文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及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探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孔氏南宗的符号特征与文化意义

南宋初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定居衢州,形成孔氏南宗,逐渐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南方的象征符号,成为历代王朝崇儒重道的物化象征。作为文化符号,孔氏南宗在强化浙西南地区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和谐及宗族形态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孔氏南宗与儒家思想虽没有学派上的直接联系,但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为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广泛传播以及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孔氏南宗在坚持自身特征的同时,主动适应地域文化、顺应时代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的演进历程。

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从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入手,分析了传统思想与现代广告的关系,着重讨论了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家思想的境界与崇尚自然、禅宗思想的以心传心的思维方式对现代广告的深刻影响。认为,把握住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可以作出格调高雅具有传神效果的现代广告。

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氏之儒是颜回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术群体,颜氏之儒作为传道之儒,继承和拓展了孔子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作为人生信条,追求用行舍藏、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向往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从颜氏之儒特征来看,它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孔氏南宗与近圣文化心理发展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以其所居邹地与孔子故里鲁地相近而感到庆幸、自豪,并以此之优势奉孔子之道而行之,此为中华民族近圣文化心理之源头。建炎三年,孔子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扈跸南渡,赐家衢州,是为"南宗"。"近圣人之居"遂从山东曲阜"位移"到浙江衢州,由狭隘的地理距离相近发展为以亲睹圣孙、亲谒家庙、亲知南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与孔子思想文化的相近相亲。这催化了近圣文化心理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泛化、虚拟化、象征化的趋势。但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变化,自觉传承发展孔子思想文化的内核始终如一。孔氏南宗深刻影响了我国近圣文化心理发展,为孔子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激发、创造了更加强大的文化心理动能。

天台宗是中国化佛教刍议——以智顗用“会三归一”方法接纳儒家思想为例

天台宗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中国化的特征有多方面的表现,我们在智顗的“烦恼即菩提”、“无明即法性”和“三谛圆融”等思想中都能看到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而智顗用《法华经》“会三归一”的方法来接纳儒家思想,使天台宗呈现出一种“儒佛合一”的中国化景象,则更是智顗在佛学上的一大创造。可以说,儒家思想以“会三归一”的方式进入天台宗,既是儒学的佛教化现象,也是佛教的儒学化现象。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曾国藩及其理学宗派

曾国藩及其理学宗派,在清政府同治中兴期间,起了重要作用。因功官至大学士者2人,官至军机大臣者1人,官至侍郎者1人,官至巡抚者1人。曾国藩与倭仁、吴廷栋曾有分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团结的、友好的。

论王充闾散文中的儒道禅意识

王充闾的散文意蕴深厚,境界博大,积淀着浓厚的儒道禅意识,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济世致用的思想精髓,从道家思想中吸收了崇尚自然、追求审美、遗世独立的精神境界,从佛禅中吸收了空明清静的感悟方式,为当代文学创作思想深度的挖掘打开一个新的孔道。

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论析

柳宗元是唐代士大夫阶层的著名代表之一。与当时一些士大夫坚决反对佛教的立场不同的是,他对佛教持宽容和接受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好佛,而佛教也对柳宗元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和立场既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又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宋前茅山宗小说之儒、释文化理念与世俗化倾向

茅山宗小说虽以道为主,但其中也渗透不少儒、释文化理念,呈现出某种世俗化倾向。前者主要体现在主旨、题材、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方面;后者表现为神仙的世俗化及仙界的人间化。

虽作头陀不解禅——清初遗民诗人归庄与佛教

明遗民逃禅是清初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形成,以晚明以来禅宗的风靡、禅悦之风的兴盛为铺垫,以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变革为契机。在这批遗民僧中,归庄是一个典型,"亦僧亦儒"的生活对诗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尽管"虽作头陀不解禅",但这极不情愿的皈依,不仅给佛国世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使儒学获得了渗入佛学的最佳心理氛围与心理基础,使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儒释融合达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而且使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关系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禅宗黄龙派走向衰微的外缘因素探析

禅宗黄龙派在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仅仅四代之后,就急剧走向衰微,随后逐渐并入杨岐派。从黄龙派禅学思想以及宗脉发展来看,当有补苴宋代文化之功,也有其禅宗思想史的价值。针对黄龙派的衰微,除了内在因素之外,从外缘性因素寻绎其原因,主要在于宋金战争以及南宋初期的内乱阻碍了黄龙派的发展,三教融合和其他信仰对黄龙派禅学思想造成的强大冲击,以及杨岐派对黄龙派的宗门内部挤压等3个相对重要的因素,共同构成黄龙派发展走向衰微的外缘性因素。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殊途同归还是异曲同工——儒家人性论和禅宗佛性说之比较

在我国历史上,儒家讲人性,禅宗讲佛性,一方面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禅宗的某些思想是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与儒家思想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儒家和禅宗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又有合流之势。

论冯友兰从儒释道看“负的方法”

"负的方法"在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冯友兰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和禅宗充分发展了"负的方法",而儒家则表现为一种神秘主义方法。冯友兰所谓的"神秘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负的方法"的形态。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天地境界)。这从一个侧面同时也突显了冯友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但由于冯友兰对"负的方法"缺乏必要的理论构建,使得"负的方法"始终给人以模糊不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