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Heaven＂ and ＂Man＂ under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 from ＂Heaven and Man Being Related＂ to ＂Heaven and Man Being in One＂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y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e pre- Qin Confucianism, the cosmology Confucianism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fucianism ideology from social structur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 on, so as to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ism does not collapse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stead,it realizes self- re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从墓志看宋代女子时代形象

本文以《全宋文》为主要史料来源,依托《全宋文》中部分女性墓志铭记载,探究在理学思想形成发展下宋代女子的真实生活,寻找在女性生活中所体现的宋代思想变革的蛛丝马迹,探究宋代女性思想发展的历史倾向和宋代士人视角下的女性时代形象,分析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宋代女子社会地位及时代形象的变化趋势。

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

宋代理学家以一种带有生态意义的审美终极关怀去观照自然、社会和人生,构建了体系完备的生态审美境界论。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由“孔颜乐处”观、“曾点之乐”观、“圣贤气象”观组成,三者相辅相成,其实质是一种追求万物一体、人生圆融、社会和谐的天地境界,标志着中国古代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宋代休宁吴氏园亭空间复原及造园特征研究

竹洲吴氏园亭是南宋文人吴儆的私家园林,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由于宋代徽州园林的遗存较少,个案研究有所局限,因而园林文献记载成为研究宋代徽州园林的重要来源。以吴儆所写园记《竹洲记》为引,结合县志、文集等历史资料,首先考证并推断吴氏园亭的位置;再结合园记中的园林记述,提炼建筑、植物等造园要素及园林活动信息;进而推衍吴氏园亭的空间布局,得出空间结构拓扑图;最后,总结竹洲吴氏园亭的功能、流线,分析造园特征,还原文人造园的思想与手法。研究表明,竹洲吴氏园亭是宋代徽州文人园林的代表,扩充了江南造园史中宋代园林的研究案例,丰富了徽州园林的研究内容,为徽州园林案例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宋代儒学礼制世俗化在仿古佩玉中的体现

玉佩饰是中国古代服饰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宋代仿古佩玉仿制前人之作,两者相似又不同,展现出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发展特质。以出土和传世佩玉、图像及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三重互证,分析仿古佩玉的造型特征与象征内涵。研究认为,宋代仿古佩玉中的工艺、纹样展现了鲜活的宋代社会,仿古佩玉的兴盛源于宋人金石复古风气的盛行,同时展现了礼制世俗化对维系国家统治的需要。

南宋西湖昭庆寺研究与复原想象

杭州昭庆寺是中国古代寺庙建筑中的珍贵遗存,作为南宋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借助于历史文献资料,梳理昭庆寺的兴衰变迁,结合建筑遗迹和实地勘察,建立起对昭庆寺在南宋时期的整体呈现。综合研究昭庆寺历史沿革、南宋时期建筑布局、植被景观以及园林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性和独特之处,复原昭庆寺的建筑风貌和园林景观,揭示寺庙开放式空间为园林活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期推动南宋园林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今后类似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理学与北宋绘画中的形、理、真

受理学思想影响,北宋绘画在美学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尚理”之风。艺术家把穷理作为观物的前提,力求在绘画中超越表面形似,在纷繁物象中把握事物内在的规律和物理,并上升至天地生成之道,将事物看作宇宙造化的部分,致力在自然整全性中表现事物的蔚然生意。同时艺术家也要随造化而动,以自我之天性贯通万物之天性,打通“造化”与“心源”,映现出物象的真性。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陈宓散文创作观及其散文创作探析

陈宓在学术上坚持道统论,斥异端学说,以“体用”论易道,讲求“仁道之蕴”。他的散文创作主张以道为本,注重创作主体的道德与情感抒发,提倡尊古和“文本于用”。陈宓将其散文创作观运用到散文创作中,他的散文复古倾向显著、立论精当、风格多样、抒情有理有节。陈宓推动了莆田地区以朱子思想为基础的持敬涵养、进学致知学术走向,对后来刘克庄、黄绩、黄仲元等人的散文创作产生较大影响。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论方逢辰的以易论政思想

作为严州理学学者之一的方逢辰,时逢宋元之交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在理学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崇阳抑阴”的易学观,进而阐释和构建出乾尊坤卑、扬清去浊、尚动斥静三重意涵,进而从人、伦、政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将其思想延伸到社会层面。方逢辰以易论政所透露的务实、经世致用等思想对当代研究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内核具有重要价值。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熊十力“尽心”工夫:以宋明理学批判为中心

熊十力接续心学一脉,在批判宋明理学静坐工夫有拘紧倾向的基础上,围绕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主张展开尽心工夫。在心性关系上,熊十力继承心学一元论的观点,将心、性、天等宋明理学范畴同质化。在心物关系上,与王阳明心外无物主张不同,熊十力持心物不二的观点,认为心物二分是导致工夫内外相分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化解工夫内外相分的办法是做好博文之功,即维持工夫在自然与人事两端的平衡。严格来说,熊十力并未能像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儒者一样构建起自身严密的工夫体系,但他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反思和批判对发展儒家工夫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比较研究

笔者对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然后对两窑的典型器物黑釉粉杠瓷和白地黑花瓷比较后,认为宋元时期的淄博窑的生产受到了磁州窑系的影响,并从其产品上体现了出来,淄博窑生产的黑釉凸线纹瓷在质量上甚至超过了磁州窑。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