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正非看企业儒学与中国式管理创新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被誉为“企业界的思想家”,其思想吸收了古今中外先贤时人的智慧精华,而他尊称为“圣人”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他创立华为公司并指导其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源泉。任正非将儒家的“中庸之道”诠释为“开放、妥协、灰度”的“灰度哲学”,将儒家的“自强不息”演绎为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将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华为“自我批判”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脍炙人口的华为精神。任正非的企业治理思想及其在华为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式管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和有益启示。以儒家思想为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源泉,以守正创新为中国式管理的实现路径,以企业儒学为中国式管理的创新突破口,为儒家思想在企业治理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为企业理论在中国实现创新性发展,为世界新商业文明提供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工商文明新篇章。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浅析沈阳故宫东所外檐彩画样式艺术内涵

文章以沈阳故宫东所建筑外檐彩画为界定对象,从彩画的样式类型、构图规律、纹饰寓意等方面入手,采用实地调研、数字模拟等研究方法,厘清了东所各建筑外檐彩画的样式规制,科学地解读其艺术特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中华儒家礼制思想内涵,在理论上为沈阳故宫建筑特色的研究以及中国建筑彩画的发展情况提供补充。

儒家教化思想与颂体的社会功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学说,具有显著的教化功能,在维系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长期的发展,儒家教化思想逐步确立,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教化的主体、对象、场所、内容,乃至产生了专门的释奠、临雍之礼。颂体是由《诗经》“三颂”演变而来,由于其独特的文体功能,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传播载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写作方式。

儒家角色伦理学视域下的现代家教建设

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儒家对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论述了以家庭为本、关系为本、行为为本的儒家道德生活观,其核心观点与现代家教建设在理论内容上和实现路径上具备较高的一致性。立足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主要观点,为解决认知不清、方式不当等现实问题,我国现代的家庭教育应以建立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为前提条件,以家长的言传身教为主要手段,以培养子女的亲情感为出发点,将子女培养成能够自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更大价值与意义的人。

论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学素养与文风趋尚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之后,为实现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向更加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并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对于提升鲜卑贵族自身素养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皇室教育培养鲜卑统治人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鲜卑皇室的儒学素养,更使得鲜卑拓跋氏文士化倾向渐趋明显,并逐渐有文学作品产生,其文体风格多偏向于实用,明显带有北魏前期文学质朴文风的影响,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趋向,为北魏后期皇室的儒学接受和文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韩江上游客家华侨家风传承——以张榕轩家族的善行义举为例

张榕轩家族对侨居地和祖国内地的慈善公益贡献巨大,其善行义举活动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多样,惠及众多民众。从张氏家风家训和张榕轩留下的《海国公余辑录》及杂著的内容,可以发现张榕轩昆仲的慈善理念与客家优良家风一脉相承。张榕轩家族的善行义举体现儒家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深刻影响,也展示海外客家华侨对优良家风的坚守和传承。以张榕轩昆仲为代表的韩江上游客家华侨不仅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而且传承和弘扬了客家优良家风。

清初文人书风对儒家美学的接受——以蒲松龄书风为中心

儒家审美意蕴影响了清代文人书法的审美取向,而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入世传承”和“出世异变”两种发展趋势。蒲松龄作为清初文人,其书风也深受清初儒家审美的影响。早期对蒲松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用的科考书写,后期科举失意,他开始对儒学书风审美进行思辨,从馆阁书风到有意无法的自然书写,正是其对“器”与“用”的辩证态度。

论先秦至隋唐时期儒家北学的发展演变

大略相当于今天京津冀地区的河朔,一直是儒学发展的重要区域,形成了儒家北学流派,于学术路径上偏重致广大、道问学的目标和方法,体现出重史识、重文献、重经世致用的地域风格。具体体现为:先秦时期,燕赵之地初创劝学与事功的儒学地域风格;两汉时代,河北学者以学理与文献引领儒学上升;魏晋时期,北方的儒学家们确立起贞刚质朴的北学特色;隋唐时期,儒家北学显示出裒集大成且注重创新性的特征。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论属辞比事的学术涵义

属辞比事原是孔子后学对《春秋》笔削的归纳,用以说明《春秋》行文相互关联的特点。研究者在讨论《春秋》笔削的过程中,联系《春秋》前后经文以阐述微言大义的解经方法也被称为属辞比事。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治国主导思想,丰富的《春秋》解说,承载着历史道义,被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依据。以现实属比《春秋》是学术研究中属辞比事的延续。由于《春秋》研究由政治回归学术,属辞比事的政治功能也逐渐消散。笔削之法、解经之法和政治诠释是属辞比事的涵义中最主要的三个方面。

影响体育教师自主创新意识的经学思维

经学虽已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在体育教学上表现出了新的权威崇拜与信仰,影响了体育教师自主创新意识形成。通过分析经学思维对体育教师的一些负面影响,认为体育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需要保持怀疑精神,不盲从未经批评反思的实践经验或原则。

儒家式应对的心理结构及其验证

此研究从儒家传统出发,在以往他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和确定了儒家式应对问卷,并使用抑郁、焦虑、心理韧性和中国人思维方式作为外部效标工具,确定了儒家式应对心理结构的有效性。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确定了儒家应对思维可以分为天命思想、亲挫折思想和责任思想3个维度。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天命思想会增加焦虑,责任思想会降低焦虑;亲挫折思想和责任思想均会降低抑郁和增加心理韧性个人力。研究还发现亲挫折思想与中国人的联系性和变化性思维存在显著正相关;责任思想与变化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天命思想与变化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应对方式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论儒家思想的风格

儒家以礼为行为规范 ,以仁为思想核心 ,以义为价值准绳 ,以中庸为道德哲学 ,以知行为道德途径 ,其深邃的理性认识、易行的实践手段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

宋代书院与语录体

宋代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教育史上一大特点;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书院教育、理学与文学的联姻与背离;宋代语录体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也给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圣贤气象与宋儒的价值关怀

宋儒推崇圣贤气象,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圣贤气象"体现的价值关怀,既要求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同时也追求老庄道家、魏晋名士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