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探索与拓宽——我的墨学研究之路

孙中原教授带领我走上了墨学研究的道路。首先是研究《墨经》中的逻辑问题和讨论如何开展墨家逻辑的研究。然后,将墨家逻辑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和扩展。特别是将墨家逻辑的探索扩展到对整个墨学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前辈学者引路和自己主观努力之外,各种机缘巧合和学界同仁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对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引领及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众多深邃的生命智慧。从伦理学的角度,儒家重视生命,认为生死由命,注重人生命的社会价值;道家从“道”的视角认识生命,认为生死自然,重其“生”之个体价值;墨家则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生命,反对“宿命论”,提倡“非命观”。这些思想对当代生命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更加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

墨学道德义利观视角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

墨学道德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有:“兼爱”“贵义”“非攻”等思想。墨学道德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兼爱”思想,助力习武者修炼“侠”人格;“贵义”思想,将“义”提升为习武者的最高行为准则;“非攻”思想,助力习武者明悟攻守之道。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引入墨学道德义利观后,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言行信果、贵义重诺;尚武非攻、仗义行侠;心怀天下、利国利民。墨学道德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贵义重诺”的内涵,助力构建崇尚公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尚武非攻”的内涵,助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心怀天下”的内涵,助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晚近经世思潮下俞樾评墨、疏墨谫论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历程中,俞樾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一方面,承乾嘉考据思潮的余风,俞樾对《墨子》文本进行了详审的校理工作,促进了《墨子》训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晚近经世思潮的刺激与“西学墨源”风尚的激荡下对墨学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主张将其纳入治国安邦的范畴,彰显了通子致用的理念。对这些言论的深度解读以及校理成果的深入剖析,可以体察墨学在晚近时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与脉络,可以理解和考量晚近知识阶层在社会危机加重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古典知识以缓释乃至消解社会危机以及西洋新知带来的冲击和紧张,进而重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心路及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墨学渊源

墨学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以降,墨学由显入隐,潜流民间。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墨学在社会理想、人本价值和科学实践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耦合。近代墨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交汇,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整合与重构。近代墨学的复兴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启蒙之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墨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墨学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以经评墨:晚明士大夫方弘静的墨学观

晚明士大夫方弘静晚年著作《千一录》的立言宗旨是在“反经而已矣”基础上的“放淫距诐”。面对晚明佛教对于儒学侵蚀的现实,方弘静对于孟子辟杨墨的立场给予同情之理解,多次不自觉地为孟子辩护。对于韩愈的“孔墨必相用”说,方弘静颇有微词,乃至怀疑《读墨子》篇非其所作。方弘静对于墨家的节用说有一定的认可,但是却始终未赞一词。而他对于墨家节葬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孔子曾经有反对厚葬言行的基础之上的。面对墨家与儒家思想对立的非久丧与非乐说,方弘静则拿起经学的武器,对之进行严厉地批判。以方弘静为代表的墨学保守派,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墨学稳健派,及以李贽为代表的墨学激进派共同构成晚明士大夫墨学观的不同维度。

论王桐龄儒墨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王桐龄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通史、民族史、墨学史等。他在明清重视理气心性与经史考证之学逐渐转向民国偏重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之下,对儒墨义理进行性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研究主要从儒墨政治人物比较、儒墨思想观念比较及儒墨“圣经贤传”比较等方面进行。作为一位著名史家,王桐龄儒墨比较研究对深入理解与认知儒墨文化及其经世致用功能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墨学研究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

论先秦儒墨的葬祭观——兼论葬祭厚薄与至诚之关系

先秦儒家缘人情之葬祭礼文、墨家利死生之葬祭目的,均可归宿于至诚,即通过委弃、亏损自我以奉养鬼神,委弃自我的程度则代表了奉神的虔诚度。两家的葬祭观在理论导向上均有其合理性,但在礼崩乐坏的特殊时期,其理论在实践上往往有失偏颇。且在战国学派互攻的历史语境下,诸子未能始终紧扣至诚之思理,进一步遮蔽了儒墨葬祭观的合理性。

萨迦班智达能诠思想研究

名称理论是当代逻辑哲学所关注的话题,追溯萨迦班智达的量论思想与墨家思想,其中都对名称问题进行过系统阐释。萨迦班智达的能诠与所诠思想是藏传因明中的“名称理论”。萨迦班智达主张能诠(名称)建立在共相概念的基础之上,能诠与所诠(指称)没有直接关联。墨家思想与名称的描述理论有相似之处,二者都主张名称建立在其指称对象存在的基础上,名称是指称对象的方式,名称具有涵义。萨迦班智达在本体论承诺上与墨家、当代逻辑哲学思想不同,其能诠思想没有“空名”问题的指称困境,对于解决当代哲学问题具有借鉴价值。

《墨经》“两创”的科学内涵、思路方法及路径探析

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墨经》承载着墨学精华,新时代需要对《墨经》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墨经》创造性转化的目的是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需要,重新界定《墨经》中所涉及的科学知识概念的内涵,使其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墨经》创新性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其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通过拓展、补充、完善等多种方式,对《墨经》所涉及的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的内涵进行新阐释和新解读。《墨经》创造性转化的思路方法主要是价值评判、分类整理、改造转化等;《墨经》创新性发展的思路方法主要在于明确对象、筑牢载体、扬弃发展等。《墨经》“两创”需要从话语载体、交流方式、融入内容等方面探索其实践路径。

利于人方谓巧——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

墨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关注与研究在诸子百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利于人谓之巧”作为墨子工程伦理思想的核心兼顾了科技工程和伦理规范,主张唯有“尚贤”“节用”和“兼爱”才能“利人”。虽受时代和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有诸多缺陷,但仍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墨家的领导者心理素质思想

领导者心理素质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先秦墨家的代表作《墨子》一书包含了丰富的领导者心理素质思想。该文拟从领导者的知识结构、道德品质、语言能力、工作态度、生活作风、为人原则等方面对墨家的领导者心理素质思想作一整理和阐述，并分析其现代意义。

墨家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是管理心理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先秦墨家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该文拟从墨家的人员甄选、人员考评、人员任用、人员激励等方面进行整理和阐述 。

近十年来儒墨对比问题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儒墨对比问题方面的研究仍集中在爱人、尊贤、修身、仁义、义利、忠孝、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分析论述上,涉及两家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并出现了用出土简帛等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总体上比较两家区别的论述多,而探讨二者之间联系及应用的论述较少。

论墨侠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系多个文化流派的融合,如:儒、道、法、佛等,已成共识,但学术界对在先秦时尊为"显学"的墨家学说却提及甚少,甚至不少人认为墨学自汉代以后就彻底消失了。墨学真的消失了吗?从历代活跃在民间的"侠"中,我们看到了"墨"的影子。本文通过分析墨、侠的源流关系、对侠义精神的认识以及侠受墨学影响的表现等,证明了墨学并未消失,它一直以侠的形式流传在民间,直至今天仍彰显其时代价值。

论墨家兼爱观的正当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墨家兼爱观在强调"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正当原则,主张"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平等观念,提倡"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民主意识等方面,具有儒家仁爱观难以比拟的优势,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克服当代西方权利、平等观念的某些缺陷。因此,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开中国现代文化理念的创造性研究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作为"民间小宗教"的墨家那里汲取可贵的思想资源。

试析“泛神论”对郭沫若墨学态度的影响——从“扬墨”到“非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掀起的"扬墨"的研究热潮,让墨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成为了"显学"。而郭沫若却在这个时期抱有与大部分学者截然不同的、非墨的立场出现在这场思想风潮中。通过研究郭沫若1920—1923年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研究成果,分析郭沫若对墨学态度由推崇转为批判,与"泛神论"思想有着直接且重要的联系。

秦汉以后的墨家思想及其影响

秦汉以后 ,墨家思想趋于与儒道诸家的融合 ,墨家思想的影响也就通过封建正统思想表现出来。墨家思想的优秀之处及墨子本人的伟大人格不时出现在封建史书典籍中 ,影响着士大夫的价值选择。此外 ,墨家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一些著名的儒家“异端”人物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之中。

古今中外类逻辑思维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类逻辑是逻辑学中的重要分支,它以类为核心概念,以类比推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类逻辑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墨家的"故""理""类"三物逻辑为类逻辑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作为逻辑学创始人,在研究三段论时离不开类逻辑思维;培根在科学实验中推崇归纳法,其中也蕴含了大量关于"类"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中外类逻辑研究更加深入,类逻辑思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创新功能,是现代类逻辑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