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inar on Promoting China-Japa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Held in Beijing

I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25th,Seminar on Promoting China-Japa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o-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CAFIU)and China Foundation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CFPD)was held in Beijing.Including delegates from academic circle,business community,NGOs and press of both sides,diplomats from Japanese Embassy in China,as well as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中国侨商与长崎孔庙的兴替

日本长崎兴福寺内所遗留的三通汉文碑刻,对考证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三通汉文碑刻的考释,发现在长崎孔庙发展过程中,长崎中国侨商通过献纳财物、规划孔庙、参与祭祀等多种形式对长崎孔庙施加影响。这一方面,使长崎孔庙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庙学中汉化色彩较浓,显得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以长崎孔庙为窗口,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明治维新之后,在中国侨商的资助下,新建的长崎孔庙脱离了日本的管理,并在其中创立学校,延续着儒家传统,使其成为海外华侨创建的唯一一所庙学合一的孔庙,保存至今。

论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儒释道文化之关联

敦煌遗书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空白。《茶酒论》作为唐五代时期形成的敦煌写本,通过茶、酒、水相互辩难的故事,深切反映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现实。争论体现冲突,调停彰显融合,《茶酒论》文本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激烈的文化冲突推动着三教合流的进程。基于此,该文将通过对《茶酒论》基本概况的介绍,茶、酒、水与儒释道之关联的具体分析,来深刻揭示《茶酒论》的故事内涵,展现《茶酒论》中的文化融合现象。

文明交流与互鉴何以可能?——基于差异性、亲和性与功能分区的实现路径

尽管文明的差异可能导致文明冲突,但是差异本身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立足点,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只有不同文明的他者特性才能实现彼此的互补,产生互鉴的可能。差异是交流的前提,而互鉴则是交流的结果。文明交流互鉴就是从文明的多样性到交流再到融合的过程,最后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这一过程又必须通过文化的功能分区实现,究其本质,文明交流与互鉴就是从“异”(他者特性)到“分”(功能分区)再到“合”(相互融合)最后到“通”(彼此相通、发展)的过程。

马礼逊对中华文化的译介研究——以《华英字典》为例

罗伯特·马礼逊是首位踏上中国国土的新教传教士,其在华期间用时十三余载编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该字典对中华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堪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但马礼逊译介《华英字典》背后的成因钩沉尚未引起翻译界的足够关注。结合译介选材、译介背景和译介动机为核心线索,将这一复杂的译介活动置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下加以考察,深度探究马礼逊的译介思想理念和语言文化观,进而全面揭示内隐于译介行为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文化外译的复杂性,亦有助于开展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践。

法国重农学派笔下的儒家经典

盛行于法国18世纪60年代的重农学派与中国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文化在重农学派成员的作品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儒家典籍与儒家思想在重农学派学说的生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学界的关注热点。重农学派对儒家典籍内容的介绍并非是对前人或时人所撰写的与中华文化相关著述中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渗透着学派成员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与阐释。他们不仅在介绍儒家经典时刻意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还对其选用的素材进行了精心的“加工”,更是将典籍内容与学派的政治经济思想融为一体加以解读。这样的解读拉近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距离,也证明了儒家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契合之处。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17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

Dialogue:Chinese characters a bridge for China-Japan exchanges

On Aug20,Jiang Feng,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and Jnocnews,a Japan-based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interviewed CPAFFC President Li Xiaolin,together with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Fukuda Yasuo,at the Tkasaki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中国儒家传统中的自我修为思想:对交换范式的审视与补充

目前中国管理研究以引入西方管理理论为主,缺乏相应的本土理论支持,而中国的本土管理理论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了更好阐释并分析中国组织情境中的现象和问题,本文从中西方传统人性观出发,基于中西方文化中个体行为规整方式之差异,尝试与社会交换范式进行对比,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之自我修为观点为基础,提出自我修为思想。相较于外控和契约,自我修为主张个人通过道德规范的内化,不断接近自我反省、约束、学习、提升和奉献的境界,并在修身进程中不断有所作为,施益于他人,服务于集体,并实现自我。文章期望对当下中国组织中无法完全用社会交换范式解释的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继往开来,迎接汉语国际教育的新阶段

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对外汉语教学顺利转型为汉语国际教育。国内一共有200多所大学参与创办孔子学院,全球一共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3个孔子课堂,已成为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在第一阶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11年的孔子大会标志着进入第二历史阶段,这是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的需要、当今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需要。我们要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进行全面的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彼此的心灵。这需要在三方面做好准备:一是培养人才,尤其是职业化的中方院长,使之成为民间的文化交流大使;二是转变观念,要正确地、全面地认清形势,明确责任,调整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人才结构,使人员整体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语言走向世界的中流砥柱和骨干;三是要有措施,要落实。在具体措施方面,需要各方支持,培养人才,综合利用,争取外援。

中印交流中被忽略的地缘文化及其作用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大文明古国,由佛教传播肇始的两国间的知识互动,一直延伸到数学、天文、医学、哲学、建筑、艺术等领域。从世界文明进程的视角来观照,两国文化的内核具有同构性与相似性。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在两国的交往与合作中存在着许多不信任因素和障碍。因此,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各自的全面发展,需要超越西方式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局限,整合地缘经济,促进互利双赢,尤其要达成"地缘文化"共识,通过文化沟通来化解地缘政治困境,使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

论唐代官学制度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文教政策上,尊崇儒术,兼重佛老;在学校制度上,经学学校、专科性学校、职业性教育,各领风骚;在课程设置上,学科细化,必修与选修并进。另外,唐代官学,无论在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历史与现实: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历史上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引进中国先进的文明成果 ,儒学的引进及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儒学东播后 ,迅速成为韩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

蒙古族书面创作主要包括用蒙古文、汉文和藏文等几种语言文字写成的作品。其中汉文创作的历史非常久远,是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并且受到儒学的明显影响。清代蒙古族的汉文创作分清中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前后期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交流特点。具体表现为儒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对科举考试及儒家经典的记载与研究、在文学创作和文论中儒家思想的体现及教育思想等。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整合与中华民间文学的总体风格

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是一种普遍的、多层面的文化互动现象。各民族民间文学相互交流与整合的结果促成了中华民间文学的既具有多民族性又具有统一风格的特点。中华民间文学这种总体上的风格,大体可以从农、儒、道、佛这四个字上反映出来。

论多元融和型的儒学

儒学既有静态性又有动态性,在经历了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的四个形态的发展后,遭到“五四”以来的反孔、非孔和“尊孔”的“捧杀”三种挑战,新儒家的儒学复兴没有成功,儒学的真正出路在于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通过文化交流形成新的形态:“中学为体,外学为用”的多元融和型儒学,近代以来开始的这种尝试发展到现在,已经使这种形态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现实中的存在。

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中法两国人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晚期,中法两国就开始了最早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法国素有欧洲汉学中心之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曾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新中国的成立,为法国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法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共处的终极原则

21世纪,人类需要一个和生共存,多元互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各得其所的文化发展局面。文化的交往和汇流难免发生碰撞和冲突。怎样才能做到存差异,求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可以为此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和而不同"的观念用在文化上就是要承认各种文化中的"不同",因为"不同"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前提。但是,"不同"并非互不相关,孤立存在,各"不同"之间,须得用"和"加以协调,方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有益的关系,使各个不同的文化都能得到新的发展。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