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三个“败家子”茶事比论——《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例举

诞生于清中叶的三部小说《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其作者李绿园、吴敬梓、曹雪芹在相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描写不同的人群,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康乾盛世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谭绍闻、杜少卿、贾宝玉具有“败家子”的典型特征,考察主人公的茶事活动亦能体现不同的茶文化内涵。爬梳比较三位作者诗文集中的茶诗词,或多或少能暴露作者创作的斧痕,用茶文化观照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为明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基于学案体文献的儒家学术史可视化分析与呈现

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的主要体裁,学案体史书为研究历代学术思想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本文利用学案体文献的体例特征,对学术关系进行统计、分类和绘图,实现对儒学流派和师承、家学渊源和交游等关系的可视化呈现,描绘学术史的整体特征。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在宏观层面上,对学案体文献中的人物及关系数量予以统计描述以了解学术背景;在中观层面上,对学案传承、学术源流进行可视化;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先驱→同辈→后继”这一关系序列构建学术传承网络,以发现学案中的“学派”。本文展现了数字人文方法在跨时代儒家学术史研究中的应用潜力,用可视化的方式生动呈现了学案体文献之间的联系,为传统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图7。表2。参考文献32。

“仅为举业而作?”:明代科举化经学价值的再认识

自清代以来,学者大多对明代科举化经学持否定态度,将其与传统经学对立起来。明代科举化经学作为明代制度与社会文化交织影响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通过对明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等方面的考察,重新审视明代科举化经学的特点与价值,其虽然偏离传统经学的研究路径,但也承担了明代社会一定程度上所必要的功用属性,对于明代经学的传播与普及具有独特贡献。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由此可见以王心斋为核心的泰州学派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心本”到“身本”的结构转换,与西方文化中从意识到身体的转换有类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儒家视域下角抵活动发展演变的内在矛盾剖析

本文通过对儒家视域下角抵活动发展演变的内在矛盾进行剖析,来管窥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发展的内外在因素及体育本体的生命力。研究认为,儒士既痛斥角抵玩物丧志不好的一面,又要秉持忠君爱国的价值观念,这种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态是他们对角抵活动态度的真实反映。角抵作为宣扬教化的一种政治手段,虽然其奢靡浪费的行为与教导人们勤俭节约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但角抵兴衰又与执政者的导向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念背景下,角抵在政见与争论的批判声中不断演进,虽被屡加禁止但仍沿传至今,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摔跤活动发展路径曲折,体育活动内在的生命力不可小觑。

序跋对古代小说的价值辩护和地位标榜

作为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之一,序跋常被用来论说小说的价值和功用,以提高其所评论小说乃至小说文体整体的地位。为此,各类序跋常通过“依经傍史”的方式,强调小说羽翼经史的正统性和裨补经史的优越性,或将所评小说与其他经典小说比肩,或将所评小说与低俗乏味的小说划清界限,或称所评小说乃立言之作,或称所评小说创作为发愤著书,或称所评小说为济世文章。各类序跋多注重对小说的价值辩护与地位标榜,具有较为独到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功能所限,各类序跋均无法做到完全客观,部分序跋还会有夸张或失实的成分,因而读者不可全盘采信。

“六经本史”:龚自珍的史学折变与经学路向

龚自珍以史学为突破口,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余绪,融入常州学派的“微言”之学,从而折变为“六经本史”说,打通了经史之学与“经世”的联系。龚自珍的“六经本史”一方面认为经学源于史学但高于史学,所以研析“六经”成为治学的应有之义,于是终又回到“小学训诂”上;另一方面认为“情则生其文”,将经学还原为“情”,并高扬“儒者”之历史使命,要求“儒者”能“以己治之”。但是,时势又倒逼着龚氏埋头于学术之中,只能空悬“太史公之志”聊以自慰。

从“巫术宗教”到“音乐审美”——论中国上古“以乐为教”传统的建立

从传世文献来看,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古人便开始了“以乐为教”的尝试。但当时的音乐舞蹈并非独立的教育形式,在先民最初的音乐观念中,是将其作为一种祈求庇护、消除灾难的巫术仪式。音乐高度集中于少数巫师手中,当时所谓的乐教,其实是依附于巫术仪式下的一种巫师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至“五帝”末期,伴随着“绝地天通”的开展,先民们逐渐从原始巫术转向宗教信仰,人之主体性逐渐觉醒。自此,音乐舞蹈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自身价值,才得以显现。夏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乐舞娱乐自身,而不仅是献享天神,从而实现音乐的世俗化转向。随后,影响中国千年的“以乐为教”传统逐渐建立。

晚清以来董仲舒形象的转变(1893—1949年)

晚清康有为撰写《春秋董氏学》并确立董仲舒汉代“教主”地位以来,各派学者对其身份应如何进行定位不断展开争论。章太炎等人在董仲舒学说来源上的质疑,经胡适、顾颉刚之手落实为阐明阴阳五行学说对汉代儒学进行渗透的史实;董仲舒在儒学发展上的事功,被唯物史观派解释成儒学日趋僵化的重要原因;结果使董仲舒在近代完成了由汉代“教主”向帝制代言人的形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既因学说来源驳杂不被儒家所认可,也因与汉代统治者高度合作的历史而不见容于在近代勃兴的诸子学,丧失了在近代存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董仲舒形象在近代的再安放是各派学者合力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与时代价值导向艰难磨合的具体实例。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经义考》著录江西人著作辨正十则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古代经学专科目录的集大成式巨著。《经义考》辑录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凡八千余种,征引相关文献万余条,难免有缺谬者,兹以赣籍学人及其著作为检讨对象,略为辨正十则。

冯梦祯孝道思想研究

为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拓展冯梦祯个案研究新思路,该文通过整理、点校冯梦祯《快雪堂集》,以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其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论述。冯梦祯作为晚明万历时期江浙地区重要的士人,受所处时代及人生经历的影响,其对孝道的理解具有多重性。首先冯梦祯认可实现孝道的最根本途径是实现自身成就、立身行道方可扬名显亲的传统儒学观念,但在生活实践中,他并不强求自己子孙在仕途上的发展,反之更重视他们对长辈身体力行的陪伴和照顾。同时,能继承先人遗业,扬其遗风,妥善依礼地操持先人的身后事,在冯梦祯看来也是履行孝道的重要要求。

创新与宇宙论:“(Neo-)Confucianism”一词早期的用法

宋代“道学”的成员,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如中文“程朱学派”“理学家”“今儒”“新儒家”,或外文“Neo-Confucians”,但是都与“道学”原义有所不同。文章探讨西方“Confucian”“Confucianism”“Neoconfucian”“Neoconfucianism”等用语在17到19世纪文献的发展,包括其学术背景与原先的用意。这些用语大部分可以找出比目前所知更早的出处,有时候超过一百年。另外可以看到这些术语刚开始有着比较负面的涵义,而后来才成为正面的用语。同时可以从中探究欧洲学者从17到19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及其变化,以此反思这些用词在现代的意义与使用的恰当性。

范畴史视野下的“高古”诗歌美学——论元初郝经儒学化审美旨蕴的一种拓展

“高古”是中国诗学和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其范围涵盖诗书画诸多领域,且使用频率极高。然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高古”范畴的内涵所指或语义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在范畴史视野下考察“高古”诗歌美学,可发现金元之际的郝经与晚唐司空图及南宋严羽均不相同,后者具有明显的佛道色彩,而郝经则凸显元初儒学复兴之下的经义之旨,也即与《诗经》“风雅”精神存在伴生关系。

模式与应对:情感史观照下的唐人爱情诸面相

情感史关注情感的历史与情感对历史的创造。汉代之后,爱情被置于以礼制情的儒家情感模式之下,但唐人并未受这一主导情感模式的束缚,所以其时出现了爱情众生相:帝王的浪漫之爱,山东士族高门的隐蔽情感,妒妇、悍妇的追求感情专一和士人们突破礼教的浪漫专情。儒家情感框架与唐人爱情实态产生落差的原因,一在唐朝的二元性国家特质,胡化情感模式在其时占有重要位置;二是意识形态的包容;三是前朝遗绪的留存与影响。唐人的丰富爱情表达,不但为硬邦邦的理性史增添了血肉,其中的若干爱情更改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