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金代真定府儒学初探

经过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金代真定府儒学发展表现为金统治者对儒学政策的调整和真定儒士对理学的传播。金代真定府儒学兴盛的原因,与当地的经济恢复和民族融合、官办学校恢复与私学发展、科举重地与文化昌盛有关。金代真定府儒士在政治生活中践行儒学,对金代政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黑龙江舞蹈的历史传承与融合探究——以唐渤海国时期、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为例

文章以唐代渤海国、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节点,探讨黑龙江区域舞蹈在跨代传播中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聚焦于这三个历史时期黑龙江舞蹈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分析了在统治者更迭、历史疆域变动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舞蹈艺术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鉴于黑龙江舞蹈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研究采用舞蹈生态学方法,通过对黑龙江地域民族史的研究,逆向追溯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旨在填补黑龙江地域舞蹈史的研究空白,并为丰富中国舞蹈史料库作出贡献。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综述

渤海国是我国历史上由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于其地设立东丹国,开启了对渤海遗民的统治和管理。渤海遗民数量众多,在辽金两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界关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类梳理,以期展现目前学界对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状况的实态。

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

经学尤其《诗经》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在诗歌体式上,魏晋文学大量摹拟《诗经》,以四言为主;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直接摹拟《诗经》,创造出拟经诗、补亡诗、拟《诗》诗三种类型,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在艺术风格上,以雅颂为主、又以风入雅,从而对如何继承《诗经》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

理学思想在金代趋于衰微 ,但研习者一直不乏其人 ,并表现出不同于南宋理学的整合方向 ,即象数与义理并重。至金后期 ,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变化 ,理学受到越来越多北方士人的关注 ,以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为代表 ,观点不同 ,研习的心态却相对活跃 ,客观上有利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金朝的覆灭中止了北方理学的独特发展路向 ,南宋成熟的程朱理学借助历史的机缘取而代之 。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金元医家张从正刺血疗法探析

刺血疗法是张从正攻邪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尊崇《黄帝内经》的刺血经旨,应用的刺血工具有针、草茎和磁片,取穴以阳明、太阳经穴为主,擅用五脏井穴、经外奇穴,且放血部位多、出血量大,涉及眼科、耳鼻喉科、外科、内科、皮肤科、儿科等病证,并明确指出耳鼻喉科、外科、眼科、急性病证宜首选刺血,火热、风热所致疾病最宜刺络放血。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家的刺血疗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试论朱丹溪儒医文化思想

朱丹溪是金元时期杰出的儒医大家,他身上所蕴藏的浓厚儒家思想是他悬壶济世、著书立说、构建养阴派的内在思想基础,在中国医学史上更是独领风骚数百年。朱丹溪的儒医思想的形成以及践履情况进行探讨,提出弘扬儒医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最盛时分布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迟西汉末年夫余国已与西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后,迅速衰落乃至亡国。

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

金元之际的庙学碑记文以其特定内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特殊文化心理特征 ,包括乱世烙印 ,通过对学政、学风的追忆而曲折流露出的故国之思以及对新朝文治的极大期许等。同时 ,这些庙学碑记文的地域分布还有助于印证元初北方以平阳、真定、东平三地为支点所构筑的文化布局 ;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南中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但仅有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而没有对经济治理的考察和讨论,难以全面反映和总结治理的总体情况和经验教训。本文按照各政权控制南中的历史时序,以南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为基础,横向主要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经济部门四个方面,纵向主要从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包括贡纳、赋税、兵役、徭役制度)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各政权全国性一般经济治策在南中地区的执行,在南中地区的实行的特殊经济治策,及其这些治策对南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各政权在南中难以实施更加深入的经济治理,大姓长期实际控制南中部分地区,对内地各政权的经济治理有一定干扰,但各政权一般性经济政策在南中总体上仍得到执行,并且顾及了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其中"汉重夷轻"的赋役政策及对大姓荫户的限制又成为汉民"夷化"的经济动因。

大金覆亡辨

自金元之际以来,就不断有人探索金国缘何而亡,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至少有天命天意说、“分别蕃汉”说、“金以儒亡”说、贞南迁说、汉化说等八九种之多。其中“金以儒亡”说与汉化说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在理论上有害。其余诸说,则多是极而言之,就某个具体事件或局部问题而论的。尽管它们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金国逐渐走向衰亡,但其中任何一说,都不是构成金国覆亡的根本原因。金国覆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二,章宗后期、特别是宣宗南渡后的军政腐败加速了金朝的衰亡,这是内因;三,对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误,蒙宋联盟形成,决定了金国的最后覆亡,这是外因。

《金史·赵秉文传》考误

赵秉文是金代著名理学家,其事迹列于《金史.列传四十八》。通过对赵秉文《滏水集》以及与其同时代人的文献的考证可知,他出守宁边州的时间应为大安二年而非泰和二年,这是本传的错讹。《山西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等有关赵秉文的条目也是以讹传讹。赵秉文并非《中庸指归.序》的作者。

西晋“十九博士”所掌师法考--以《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为参照

西晋武帝时期太学中"十九博士"的师法所守,由于史料缺载,一直是中古经学史研究中的难题。自民国以来,陈汉章等多位学者均曾有所考定,但歧见纷出,未获共识。而《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中关于晋初辟雍礼"并用三家义"的记载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辨具有重要价值。根据此碑,可知马融、郑玄、王肃三家礼学在晋初均具官学地位,而结合汉魏以来的经学史传统,以及《三国志·王肃传》《宋书·礼志》《隋书·经籍志》中的相关记载,亦可对西晋时"三礼"的经传关系、《论语》《孝经》在太学中的传习方式等问题进行考证,西晋"十九博士"所掌师法之疑案由此遂可探知。

论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儒家化特征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最富特色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时期。文章探究了儒家的礼治原则与魏晋南北朝刑法原则之间的关系,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刑法原则具有的儒家化特征,并对其成因作了分析。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又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