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

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第一次会面后的互赠诗歌中,欧氏期待王安石能够继承"诗文革新"精神,引领北宋中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而王氏的"奉酬"诗却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志向是承传孔、孟道义之学,而不是韩愈等人的文学革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待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也有欧、王对韩愈的认同差异的原因。欧阳修在明了王安石的心意之后,迅速转向了新的接班人的寻找。嘉祐二年科考,苏轼的登台,与此次欧、王诗歌互赠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古代解说种种

唐代韩愈提出的"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概括,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赞同者从立身祁向、情感性质、对待别人批评的态度、科举制度、忧患意识等不同角度来解说;不赞同或持怀疑态度的,又分别从宗经、征圣的立场、文体的不同功能、审美心理、创作主体的要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不同的方面来解说。古人的种种解说,虽纷纭散漫,"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对我们认识"庐山真面目",也许不无裨益。

略论韩愈和欧阳修祭文之异同

在散文创作上,韩愈、欧阳修的祭文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同为散文大家,其相同之处在于:在表现浓郁哀情的同时,寄寓了深沉的身世之叹;情感上悲怆动人;风格上缠绵悱恻。不同之处在于:韩文造语奇崛,欧文平易婉曲;韩文气势激荡,欧文纡徐缅邈。这些异同缘于二人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际。

理论、现实与修史实践——欧阳修的排佛理论及在《新五代史》撰写中的应用

唐宋之际,儒道佛三教渐趋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佛道思想的理学。在这一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之一,欧阳修在继承韩愈古文运动成就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韩愈排佛的思想。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反对佛教,也在最能代表其政治、史学思想的《新五代史》中,再次表明了其捍卫儒家道统的排佛立场。

韩愈琴诗初探

韩愈描写音乐的诗篇不多,但是一首《听颖师弹琴》和十首《琴操》,却使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听颖师弹琴》被称为唐诗中描写音乐最著名的三篇诗歌之一,但自欧阳修以后,对它又有许多误解,应予廓清。《琴操》十首,既是拟古之作,又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谪的悲愤心情的表露。它们的艺术性也很强,被多种琴谱所收录,对后代琴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追求新奇与崇尚平易——论韩愈、欧阳修散文在语言和取象上的差异

韩愈和欧阳修分别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文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韩文的影响,但二人在创作风格上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韩愈重视语汇的创新,欧阳修则主张文章要平易自然;韩愈的文章取象奇异,欧阳修为文则多取象于现实生活。

“韩欧”文价值认识比较论

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是中国古代散文代表唐宋八大家中的领袖人物,"韩欧"是唐宋散文、正统散文、文以明道、古代成熟散文的标志。历史上对"韩欧"文价值的比较认识存在差异,有韩高欧低、欧高韩低、"韩欧"各具特色、"韩欧"否定论等各类看法,本文就此进行归纳探讨。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学意识及其对韩愈、李翱的启示

中唐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文明以关注自我为前提,以人文关怀为终极目的。在这一文明转型中,"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性本体意识和人文思想上承孔孟、子思,下启韩愈、李翱,对华夏文明由中古哲学的礼本体论嬗演至现代心性本体理论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显示了华夏文明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

佛门演绎的故事——韩愈、欧阳修与佛教

退之之于大颠,永叔之于居讷,这些千百年来传诵不衰的公案,其真实面目如何,后人已难以辨清。正史所载不外是二子的卫道故事和言辞,而关于二人与僧徒之交往,只能从其诗文中进行推测。晚年归释说,主要出自佛门典籍,出于利益考虑,佛门之记载必定多有美化自己的用意,当不足取信。但结合作品和史书记载,发现佛门编造的故事竟也入情入理,可见佛教为了发展和生存,确实用心良苦。

虚词使用法观照下的曾巩古文特色——与欧阳修文风之比较

迄今为止,鲜有关于曾巩文章特色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曾巩文章的特色予以具体说明。曾巩的文章,常常被用"阴柔"一词形容。追本溯源,是清代的姚鼐曾将曾巩文章与欧阳修的文章并称,评价其为"阴柔"之故。由是,曾巩的文章特色与欧阳修的一定有着某种相似点。因此在考察曾巩文章特色时,其与欧阳修的文章特色的相似点就成了关键。曾巩与欧阳修文章特色的相似点,正是两人文章的虚词使用法。因为虚词与文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虚词的使用上能够看出作者的个性。由此,证明了曾巩文章的虚词使用与欧阳修的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正因为曾巩与欧阳修的虚词使用法的相似,一直以来将两人的文章特色并称为"阴柔"。而曾巩的文章之所以同欧阳修的文章有相似点,是因为曾巩在年少时便开始熟读欧阳修的文章,几乎达到每篇都可以背诵的程度,不知不觉中将欧阳修的虚词使用法习于己身。

韩愈欧阳修碑志文风格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不同时代的领袖，韩愈和欧阳修同为名重当时的碑志大家，由于时代、文风、气质、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碑志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包括叙事方面的雄逸之别，抒情方面的肆醇之别，还有取材方面的奇正之别等等。通过对他们碑志文风格的比较，本文认为韩愈的碑志文开拓了碑志一体的文学功能，而欧阳修的碑志文则凸现了碑志一体的史学价值。

欧阳修祭文“拟韩”与“变韩”考论

欧阳修推崇韩愈,文章写作也多拟韩文。在祭文创作过程中,欧阳修常循韩愈祭文之步骤法度,将韩愈文中重叹唱、用偶、发诘问等特点悉数运用到自己的祭文创作中。欧阳修也并非一味地摹拟韩文,他始终秉持着扬弃的态度来学习和摹拟韩文,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范式。相对而言,欧阳修祭文的散文化程度高于韩愈,唱叹力度也远大于韩愈。欧阳修祭文讲究平易叙事,简记逝者大节,对于韩愈祭文中的繁琐叙事、奇崛用语,一尽弃改。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欧阳修受尹洙“简而有法”古文创作风格的影响;二是欧阳修有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

支拄颓澜、真朴胜人的嘉定文派--以娄坚“救时心”的文论与创作为中心

娄坚是晚明"文章正宗"脉络中的一员,他继承归有光古文衣钵,说服钱谦益有所担当、光大嘉定古学、摧陷廓清前后七子剽摹与竟陵派幽仄之风。黄宗羲、王士禛、四库馆臣诸文史大家均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认为娄坚能支拄于七子、钟谭沧海横流之时,针砭俗学,卓然名家,古文为"嘉定四先生"之冠。娄坚论文不以时代为限,强调自得、真性情,以实学为古文根柢,讲求六经史迁韩欧之道。他的古文纡余唱叹、和平渊雅、真朴胜人,得力于以经史为文章根本的理念与合道德行谊为一的品性。他以理论和实践致力于传承古文真脉,变浮靡为平实,扭剽窃为自得,斥空疏主朴学,为明末古文正本清源和明朗健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姚燧文章之学与元初北方儒学的涵化

姚燧为有元一代文章大家,他在元初文坛普遍宗欧的格局下以学韩愈自振,取得了一定的文学实绩。不过姚燧学韩并未扭转宗欧格局,主要在于其"文气"之说受理学思维制约不能彻底贯彻。姚燧受姚枢、许衡影响,在性理之学层面有不错的造诣,但他并不认同乃师的作文害道之说,而是提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观点。姚燧的文章观念深受杨奂、元好问影响而上承金源儒学。作为理学阵营中的人物,他对金源"治道文辞"之学的留恋,恰好体现了元初北方儒学两大阵营之间的学术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