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的乐观心理思想探微

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乐观心理思想,其中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为主要代表。儒家倡导一种有为型的理性、入世、乐得其道的乐观,表现为"仁者不忧",闻道尽识,忧国忧民,穷达自若,安处困境之乐观。道家主张以内乐外、安时处顺的快乐之道,强调无为型的"至乐无乐",顺应自然、不妄为的生活方式。弘扬中国古代乐观心理思想中的积极要素,汲取其中对于"道"的遵循与体悟的科学精神,继承持续进取、化忧为乐的精神,扬弃"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克服当今部分人存在的悲观性社会认知方式,维护及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提升社会的幸福感。

儒、道、释与武当武术

长期以来,宗教学界、历史学界和武术学界对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仁智互见,莫衷一是,这势必影响人们对武当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的准确性把握和全面体认。为此,本文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与方法,对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笔者认为,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既与本土的儒学和道学密切相关,也与外来的佛学不无干系。三者交融互摄,形成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

太极拳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针对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现状研究发现,在太极拳的传播过程中太极文化的传播很少,而太极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具有互补性,通过太极这种体育文化的传播,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解读,分析太极拳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太极拳的文化内涵进行解析,找到可以实现太极拳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指出通过简化太极拳动作是实现太极拳文化传播的前提;挖掘太极拳文化中的人文教育价值是太极文化输出的关键;应通过对动作名称和太极服饰的改革来体现太极文化。

论马致远的音乐思想

马致远自幼接受儒家教育,饱读诗书,勤学六艺,遵循礼乐,对古琴艺术情有独钟。中年后,马致远专门从事杂剧与散曲创作,无论是抒怀叹世散曲,还是神仙道化杂剧,都流露出音乐家后期明显的道家归隐思想。

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

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另一方面,《屈诂》中的道家思想,则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和因循“时”势的观念。钱澄之《屈诂》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其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嵇康是“儒”还是“道”——评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

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新颖、独到,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思想观点既存在道家音乐思想的不可知性,又存在儒家音乐思想的可知性;既存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又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既肯定儒家传统的思想观点,又以反礼教思想予以否定。因而形成了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的自相矛盾,出现了儒、道两个嵇康。研究嵇康是“儒”还是“道”,应该根据其思想的影响与贡献,作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摈弃糟粕,为建立科学的音乐美学体系服务。

苏轼贬逐心态研究

苏轼的贬逐心态最能见出其文化人格与思想境界。其思想基础乃是以庄子之相对主义、佛家之随缘自适而达于儒家之孔颜曾点境界，又以宋人高扬志节气概为激励，故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倔强雄强而又坦然静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了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

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之“水”的意境

本文通过考察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中"水"的意境的关联认为:儒家思想表现在对山水画整体的和谐统一观上;道家思想表现在通过"水"追求愉悦流畅的心情表达、水墨为上的观念形成、以及无墨处皆成妙境的意蕴;禅学思想表现在山水画中"水"的地位提升、"水"的审美趣味、"水"的表现风格与种类发展。儒释道思想为山水画之"水"的意境提供了价值依托,山水画之"水"的意境也是儒释道思想的一个展现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代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的管理思想,是我们当今管理实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随着现代企业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更加体现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价值和作用。当今社会,管理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文化管理阶段,而文化管理离不开具体历史环境及其文化背景,管理思想难以脱离历史传统文化。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总结的管理思想和经验管理,在当今仍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将古代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管思想相结合,使我们的发展更有质量,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先秦儒道两学“和谐”思想之比较

在和谐思想方面,儒道两家相互补充、相互对立,共同引导着中国人的总体和谐思想。文章通过对中国先秦儒道两家和谐思想中关于“和谐本体论思想、和谐认识论思想、和谐伦理观思想”的比较,剖析他们的对立统一之处。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忍”

"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是本土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共存于儒、道、佛三家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忍"体现在以"仁"为中心,透过"义""礼"的制约来完成个体的成圣成贤。道家思想为"忍"找到了理据。佛家认为,忍是一种智慧,相信因果报应的认知方式也提高了人们的忍辱能力。

谈中国传统教派思想对古典园林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对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园林艺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调节,把握人本身的存在特征和意义,可以窥视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论衡

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构成似乎只是儒、释、道三大学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以主张暴政的法家学说因其暴虐而臭名昭著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复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释、道(主要是儒学)虽然总是以官方的哲学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但这仅仅是思想文化形态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在封建统治集团潜在的心灵深处,法家学说才是他们对付被统治者的政治底牌与精神武器。"内法外儒"或"内法外佛"、"内法外道"政治无疑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淮南子》伦理思想:道、儒、法之融合

《淮南子》将思、史、事三者相结合,力求寻找理论思考、历史经验及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结点,为无常生活提供可循之"常"。为此,《淮南子》既传承了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及精神气质,包括以自然为核心、万物的视野、反思批判精神与反本的指向。同时,它又站在道家立场上,借己与群的不同需求、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之分,给予其他各家思想发挥作用的空间,吸收各家伦理思想来弥补道家力有未逮之处,通过思想融合完成治"伦理之序"之目的。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戚继光武学思想的“儒道”与“释心”

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学和逻辑学方法,通过考察戚继光武学思想的理论内涵,论述其思想中包含的儒学渊源和其在实际治军和行军活动中对阳明心学"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理论的身体力行,以及透发出的汉传佛教之内在精神,并讨论戚继光如何通过其武学实践而将他的思想体系应用于世。认为:戚继光的兵儒合一之道践行着心学之路,他创造性的把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融会贯通至练将、练兵甚至军事作战当中,将武学与心学相融合,创造了军旅中的心学理论;戚继光的武学思想虽然成于儒家之道,又以阳明为之用,但其理论之大本之心却无处不透发出佛学的思维模式。戚继光的武学之路是一条践行"儒道",实践"释心"的大道。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量表的结构与信效度研究——基于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的分析与思考

探索李虹编制的自我超越生命意义量表(SMLS)的结构,并评估其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发现,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失败意义获得"和"成败意义超然"两个公因子,符合SMLS量表的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该量表的二维结构模型全面优于单维结构模型;该量表总分及其两因子与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相关,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该量表的组合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最后,基于SMLS两因子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系数,理论分析了儒释道思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因此,研究揭示该量表为二维结构,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学生及大学生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工具。

《淮南子》“秦始皇”观评议

《淮南子》多次论及"秦始皇",从社会经济、政治用人、现实战争及法治实践等方面,对其暴虐之政进行严厉批判。着眼于治术、治道及君道,《淮南子》从道、儒立场出发,深刻反思秦政之失,认为其根由在于秦始皇迷信法家的功利政治,并将其在实践上推向极端化,以致秦王朝缺失"民本"的正义性内涵,最终在纵欲残民、与民为仇中败亡。对秦始皇的暴政之失,《淮南子》试图让统治者深有借鉴,以此促使其在治国上民本为先、身国同治,延续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汉初国策,推动西汉王朝实现"圣王"之治。

“明道辅时”与“境生象外”——隋唐美学思想的转折与新变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隋唐历史步入了它的中后期。在现实社会发生转折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下 ,唐代中期的学术思想和艺术审美也相应呈现出与前期极为不同的发展态势 ;而这一切无不浸染着士人们的审美意识 ,并渗透于作为时代审美精神集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之中。尤其是在复兴儒学、儒佛相融等哲学、社会思潮的强烈冲击下 ,唐代中期美学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裂变和转化 :一方面 ,隋唐前期美学中所包含的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审美观念、艺术理论 ,以新的历史形式再度兴起 ,产生了广泛深入的现实影响 ;另一方面 ,受佛学、道家思想 ,特别是盛、中唐之后趋向高潮并在士人中炽热流宕的禅宗思想的浸润 ,沉潜艺术审美独特意蕴、注重艺术自身审美特性以及阐扬艺术本体自性规律的美学思想也逐步趋于深化。这些方面 ,一并使唐代中后期的美学思想以其多维的内蕴和张力 ,直接影响到宋代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 ,唐代中后期的美学思潮及其理论既是隋唐美学思想发展的转折与新变 ,又是宋代美学思想发展的滥觞和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