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ought of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thought has ha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Chinese,and it has become the shared national spirit of Chinese nation. The core of Confucianism thought is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a great recre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great ideologists and educators,which is based on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of Confucianism,reflecting the philosophy of zeitgeist in various stages of social changes.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statement of conno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ism. Then,six aspects of the thought,the benevolent loving others,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and loyalty,loving all people and animals,etc. are interpreted,includ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which provides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in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前孔子时代的乐论话语与乐政言说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的前孔子时代,随着“礼崩乐坏”的到来,形成了一批初具理论形态的乐论话语。这些话语的言说主体,或为精通乐教的卿大夫群体,或为具备专业知识的畴人群体。不过,早期乐论话语的生成,并非出于言说主体的主动理论总结,一是出自对“礼崩乐坏”政治环境的讨论,二是出自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评论时的现场发挥,三是出于诸侯卿大夫对礼乐知识的主动学习和了解,均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因而有着共同的理论聚焦和政治关切,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乐以成政”理论,可视为对西周以来乐政体系的学理总结。具体表现为:将和平之声确立为周代乐政的生成条件,由心、耳关系反映出周代乐政的运作机理,由“乐以殖财”实现周代乐政的作用效果,等等。另外,早期乐论话语还十分关注“乐”与“德”之间的关系,将德礼观念确立为周代乐政的价值内涵。可以说,早期乐论话语紧紧围绕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孔子以后儒家乐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道德传播思想考察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传播命题,主张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将内在于人的“仁”激发为切实可感的道德共情,使人自觉认同和服从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自然生命与伦理生命承载物的身体是沟通“仁”与“礼”的媒介,身体一直以“隐身”的方式参与着接受主体的人格塑造,它的媒介功能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存在性的。通过“礼”的仪式化传播,可以将身体的姿势、行为象征化为“仁”的意义表达,从而激活接受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形成对道德规范的自觉。名分是沟通“礼”与“仁”的符号中介,通过“正名”重建名分与“仁”的指谓关系,使“礼”能有效约束个体行为,这是重建礼乐制度和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

“以求仁为宗”:孙应鳌《论语近语》的诠释特色

“以求仁为宗”是孙应鳌诠释《论语》的一大特色。孙应鳌在《论语近语》中心仁互释,以仁体归为心体,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仁体论。在对《论语》各个章节的阐释当中,他将求仁的思想贯穿其中,多次表达出求仁的主张。与此同时,他还阐发了求仁的具体路径。求仁主要依靠志于仁、克己复礼、慎独等工夫,同时还要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孙应鳌的《论语近语》颇具个人特色,不仅在《论语》学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从“以仁统乐”到“以乐教人”——孔子论“乐”的演进层次

“以仁统乐”“以乐存正”“以乐教人”构成了孔子恢弘乐道的三个层面。为厘正音乐,孔子以“仁”为本,强调“仁”对乐的内在决定作用,主张回归乐的道德情感本质,发掘出乐的道德基础。孔子进一步以礼乐活动影射社会秩序,敦促社会各阶层“克己复礼”,以符合正道,使乐发挥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实现“以乐存正”的社会理想。孔子还认为正声雅乐能化形而美俗,以其教民,可以达到国治民和的目的。

一以贯之的中庸人性观——孔子人性说浅析

人性论是儒家自先秦之后一直广为讨论的话题,是儒学体系核心观念之一。孔子作为儒家人性论的开创者,其学说一直被后学者所留意,但学者讨论孔子人性说,却一直未能从孔子中庸思想作深入探讨,未能从孔子一以贯之的中庸观去解读孔子人性观。中庸人性观是孔子区别于其弟子,也区别于孟子人性说的根本处,也是他的人性说的广大包容处。

国内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辜鸿铭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与其译者的身份相比,国外更惊叹于他的文化成就,而很少关注其翻译成果,因而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主要见于国内译学界。国内研究分单译本研究、多译本对比研究和系统化研究三种情况,围绕辜鸿铭的翻译策略、翻译立场、文化身份与译者主体性展开,主要包括文化负载词研究、译法研究、译者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和翻译不足研究等方面。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本土译论的缺席、传播力度的薄弱、研究模式的固化、研究内容的重复等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聚焦本土译论的应用、研究特色的挖掘、翻译思想的总结、国外传播的开拓。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的拓展有助于深化典籍英译研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涩泽荣一与《论语》——探寻《论语》中的商业合理性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进程,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各地对ESG投资和社会责任(CSR)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商业道德”及“日式经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商业道德思想。涩泽荣一(1840—1931年)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从小便接受系统的教育,学习汉文,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书籍,并在其父的指引下学习经商。有人说,他成长的经历注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也有人说,是他善于利用儒家学说,是儒学成就了他,儒学奠定了他思想的基础。该文从涩泽荣一的角度出发,探究《论语》给予涩泽荣一的商业道德启示,以及他是如何对《论语》进行改造利用。

论自由与正义——孔子自由观及其正义论基础

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逻辑地蕴含着作为上位概念的普遍“自由”概念,其内涵是: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按照这个普遍概念,孔子具有自己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境界论的自由观,而是人性论的自由观。“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是这种自由观的主体性维度,即个体主体具有天然的自由意志;“正义的社会规范”(礼)是这种自由观的规范性维度,即它是以孔子的正义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自由的规范条件来自两条正义原则,即源于博爱精神(仁)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应于特定时代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义)。因此,孔子的自由观念具有两个层面:遵守规范是保守性的自由,而重建规范是建设性的自由。

在儒墨的比较中看禅让制的思想内涵与价值

整合传世文献与新近出土文献资料,依据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发展趋势可以推知,禅让制的思想应该萌生于孔子,形成于七十子,衰落于战国中后期强势“礼”学崛起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反映了先秦儒家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艰苦探索。禅让制既是对中国上古历史史影的捕捉与发挥,也是直接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所开出的救世良方。通过对楚简文献《唐虞之道》《容成氏》与原始儒学的关系挖掘发现,先秦儒家禅让制的思想遭到了诸侯各国既得利益者以及传统“礼”制两方面的强烈挤压,这是《唐虞之道》和《容成氏》等相关文献湮没无闻成为佚籍的真正原因。但是,禅让制思想的骨子里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具有深刻的同情。

阐释学视域下孔子的“损益”观及阐释实践

阐述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易》“损”“益”二卦的理念,将其应用于对上古文化传统的阐释实践中,提出“损益”的阐释思想;分析孔子“损益”观的阐释实践,一方面,“减损”西周将礼主要用作社会规约的制度要求,提出要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益补”“礼”的意义内涵为“仁”,并从孝悌、治心与理想人格三个方面对“仁”的概念进行系统阐发;认为孔子“损益”的阐释思想及阐释实践,不仅丰富了西周礼乐文化传统的意义内涵,而且为后世儒学经典阐释提供了核心论域和基本范式。

孔子的教师形象及其当代启示——基于《论语》文本的质性分析

从《论语》文本入手,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采用质性分析法对孔子教师形象进行分析,把作为教师个体的孔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背景中,孔子的教师形象可以分为以下层次:作为个体的教师,孔子展现了“为学者”“修身者”的形象;作为引领学生发展的教师,孔子展现了“为教者”的形象;作为社会成员的教师,孔子展现了“忧国者”“经权者”“名望者”的形象;作为传承道义的教师,孔子展现了“怀志者”“传道者”的形象。当代教师应博学好学,修己不辍以达人;乐教爱教,有教无类教有方;坚守原则,处事经达晓权变;家国天下,忧国强国为己任;志存高远,怀道传道志于道,致力于当代教育之变革。

基于辑佚的苏轼《论语说》研究——苏轼“海南三书”论之二

今传苏轼《论语说》为后人辑佚所得。苏轼的《论语》解读,多对孔子思想的格言式表达作了较细的剖析,体现了自己亲仁好仁而不违仁的基本思想、因循孔子兴礼乐行中庸的主张,在不乡原非中庸时选择狂狷,并在说《诗》时以无思无为为“思无邪”的至境,以口手相应的平易表达为辞达的至境。

郭店儒家竹书思想新论——以孔子为中心

在《尊德义》篇中,孔子提出了“尊德明伦”的道德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主张。在《六德》篇中,孔子提出了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系统地总结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位分伦理学说。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提出了求己反本的修身哲学,并将天常与六位贯通起来,意义重大。在《性自命出》篇中,孔子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重大命题,贯通了生性和天命两者,构建了性命论学说,为儒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在《穷达以时》篇中,孔子对时命与德行作了分判,高度肯定了德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唐虞之道》篇中,孔子提出了“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尧舜王道的政治理想。总之,孔子思想在郭店儒家竹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体现。

天下归仁: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综论

孔子在一生的学习和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道德教育的目标以“归仁”为核心,包含着培养“杀身成仁”君子理想人格的个人理想目标和实现“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目标。在成仁归仁的理想目标指引下,孔子把仁贯穿于其道德教育内容的始终。其道德教育内容的主要部分包括仁的教育、义的教育和礼的教育。三者紧密联系、有机结合。仁的教育构成了孔子道德教育内容的核心。义的教育构成了孔子道德教育内容的重点。礼的教育构成了孔子道德教育内容的基础。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中,孔子按不同的道德主体,为个人、为师者、家庭和为政者指明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具体包括学思行并重、因材施教、愤启悱发、身教重于言传、合力育人等,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地推进道德教育的展开。即使到今天,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道德教育首先应汲取孔子“道之以德”的思想智慧,筑牢当代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借鉴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因材施教”等思想,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受教育权利,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和特点,尊重当代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最后,立足孔子在道德教育中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观点,强化当代道德教育的实践性。

孟子“仁政”:上古三代国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

“仁政”是孟子描绘天下国家治理思想的一幅宏伟蓝图,是《孟子》一书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命脉。孟子“仁政”是对上古三代时期国家治理思想的集大成,其中“尧舜之道”是“根”,“三代之治”是“脉”,“周孔之教”是“魂”,并决定它成为深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圣贤集体的智慧结晶。孟子“仁政”并非“载之空言”的简单说教,而是以“施仁政于民”为中心,以“省刑罚”“薄赋税”“深耕易耨”以及“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为基本点,共同构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思想学说体系。

“仁德”与“玄德”之同质异向——先秦孔子与老子“德”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德”观念既是政治上的重要观念,同时也是哲学上重要的概念。周人提出“明德”观念,将商人所重视的“鬼神”“上帝”观念拉回到现实中的民生世界、道德世界。然而,随着历史时空流变,“明德”观念趋于固化而难继“坚明”,礼乐制度随“德”的观念一同趋于瓦解。为解救周代“德”观念之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分别朝向“仁”与“玄”的不同方向拓展深入。他们或发掘“德”的深邃内涵或改造“德”的内涵另赋予其形而上特质。虽然老子“玄德”与孔子“仁德”不同,属于异向度地对周“明德”观念的发展,但他们的“德”都不是拘泥于外在形式化的礼乐规范;相反,均体现了对内在“心性”的重视——孔子主张以“仁”释“礼”,老子则脱离开僵化的周“礼”表象而旋转深入显露出了“慈爱”的柔软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