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文教族”与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1980年代以后,日本自由民主党逐渐培养出了一批熟悉特定政策领域的“族议员”,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爆发后,自民党“文教族”由于保守右翼的政治立场和对所谓“教育主权”的坚持,立场极端强硬;自民党领导层和外交相关议员则认为在教科书问题上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党内双方通过非正式接触和正式会议,最终兼顾双方意见,出台了两年后重新审定教科书、重视与邻国友好的方案,获得了中方谅解。在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的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到“族议员”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只有获得其肯定,相关决策才可能推行。

从代表议案和建议看代表属性及其履职之效率——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为例

代表属性通过代表的履职活动展现出来,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行职务时所提出的议案和建议的不同内容,可以揭示全国人大代表的现有结构、属性及履职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实践层面来看,为了进一步发挥人大制度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就必须结合代表应有的属性,通过制度创新来提升代表的责任意识和履职水平。惟其如此,才能逐步完善人大制度,更好地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

美国国会议员与台湾当局间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美国国会“台湾小组”为例的分析

自冷战结束及台湾政治变动以来,美国国会议员与台湾当局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美国国会台湾小组"和"美国参议院台湾小组"的相继成立、壮大及频繁活动就是一证。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加入参众两院"台湾小组"并开展频繁的游说和立法活动,这势必对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中国应考虑相应的应对之策,包括加强与美国议员的沟通,发挥华裔社团和华裔精英的作用,加强游说队伍建设,打"经济牌",建立美国国会个人资料库并进行动态跟踪等。

对美国国会议员选择倾向台湾立场的动机分析

运用心理学关于动机分析的理论,就美国国会议员选择倾向台湾立场的动机一题,依照内在起因、外在诱因及自我意识调节的过程展开分析。借鉴"人情与面子"模型分析美国国会议员与台湾当局的互动。分析表明美国国会议员在没有请托情况下,会根据历史经验、价值观念、角色需要及利益原则主动做出一些倾向台湾的举动。在接受清托后,国会亲台议员与台湾的关系从工具性关系向情感性关系转化。转化的程度取决于请托的力度、议员对双方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对接受请托风险的评估。台湾方面对其国际形象的整饰以及美国舆论环境也帮助议员完成心理调适。

“族议员”的出现和“党高政低”局面的形成——以日本自民党运输族为例

'族议员'作为日本政坛上一股特殊的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打破了'吉田学校'以来官僚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党高政低'的权力二重结构.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使日本面临第三次'开国',官僚又将主导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

人大代表专职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路径——兼论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制”改革经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施行以来,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弊端。而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制度则能更好的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结合罗江县人大代表制度改革的经验,更好的解决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制所面临的问题。

德国议会议员不受逮捕权研究

在德国,议员不受逮捕权最早规定于普鲁士宪法,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议会职能的行使以及保护议员不受故意迫害。议员不受逮捕权被认为是专属于议会的权利,但是其反射给议员,并主要由议员来行使和实现;其保护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涉及到人的范围、事的范围和时间范围等方面。

北洋时期第一届国会议员的政治社会化考察

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是民国时期的精英分子,研究他们的政治社会化历程有利于了解中国早期议会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活。作者从国会议员的家庭、教育经历、社会工作经历、大众传播媒介4个方面分析了议员的政治社会化历程,基本勾勒出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的政治背景,并为北洋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准备了基础。

论美国律师政治参与的历史演进

美国律师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都从事过律师职业,律师与政治水乳交融构成美国历史和美国政坛的重要特色。美国律师政治参与的传统,与美国独特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律师职业优势等因素有关。

一次控制国会失败的尝试——试论1938年罗斯福对反新政民主党议员的“清洗”

从"百日新政"时期开始,美国国会中就有一部分民主党议员反对新政.1937年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后,保守的民主党议员不仅公开地和保守的共和党议员结成了联盟,而且还和他们一起阻挠新政法案在国会的通过.上述民主党议员的行为促使罗斯福决定,在1938年的国会预选中对这些人进行"清洗"."清洗"对罗斯福任期内的美国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使处于上升势头的联邦政府受到国会强有力的牵制.

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确立及其运行评析——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

代表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代表视察制度。截至1957年夏季,全国人大代表共进行了4次规模不小的视察工作,效果很好;然而,从1957年中期开始,代表视察制度中断了两年,尽管60年代初也有小规模的恢复,但其规模与效果都远不能与50年代中期的视察工作相提并论,1963年代表视察制度全面中止运作;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恢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确立及其曲折运行表明,代表视察制度是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它的运行效果和作用发挥不仅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取决于对视察活动的严密组织,更取决于其自身的制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