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虚开案件行刑认定冲突与协调

虚开案件的违法行为以虚开行为和非法抵扣行为为核心,受税法和刑法的共同规制。实践中一些虚开案件在刑事司法中因抵扣行为未使国家税款受损不构成犯罪,而在行政执法中被认定为偷税,引发行刑认定冲突。税收违法行为的共通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法益是虚开案件行刑认定的联结纽带。偷税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均以保护国家税款利益为共同法益,只是刑法在逃税罪之外,对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违法手段作特殊评价,而税法包含在偷税罚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偷税罚具有相同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可涵摄非法抵扣行为和国家税款损失结果。因此,两法域对非法抵扣行为造成的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认定应保持一致,综合增值税全链条作实质判断,禁止形式推定,从而区分“脱税罚”和“秩序罚”,以实现过罚相当。

我国渔业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与机制重构

渔业违法犯罪规制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手段,行刑衔接直接影响打击渔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成果。渔业行刑衔接制度已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当前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协同性不足,制度规范难以接轨实践,证据标准与移送程序存在漏洞,协同执法保障不足,造成渔业执法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在具体实践中存在障碍。为突破渔业行刑衔接的现实困境,保证渔业犯罪案件处理结果的有效性、公正性,应在完善渔业基础性法律的前提下,克服部门法褊狭,明晰证据认定标准和移送程序,并建立完善的配套保障制度。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知识产权侵权引入惩罚性赔偿之辩

我国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中的某些侵权赔偿制度体现了一定的惩罚性,但严格说来我国还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驱力是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地改变民事赔偿数额偏低的状况,还可以替代民事制裁、弥补刑事惩罚的不足、挤压过于强势的行政责任等。

刑法中“行政处罚”入罪要素的立法运用和限缩解释

刑法中的"行政处罚"属于非典型的入罪要素,在刑事政策指导下,充当了扩大犯罪圈的"马前卒"。无论是法律拟制、刑法保障功能的论点,抑或是新的犯罪形态之论,都无法充分论证"行政处罚"作为入罪要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轻缓化基本理念,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应遵循行政处罚措施穷尽的基本原则,即以行为人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已用尽为刑法立法指导原则;在刑事司法层面上,行政处罚作为非典型的入罪要素不能单独完成行刑案件的界分,而应回归到个罪的罪质和罪量这一传统入罪标准,对刑事规范中"行政处罚"要素从刑法解释学上作限缩解释。

软暴力的刑事法律意涵和刑事政策调控——以滋扰性软暴力为基点的分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表明,软暴力违法犯罪的认定,是一个具有较大政策调节空间的法律适用活动。软暴力分为胁迫性软暴力与滋扰性软暴力两种基本的类型,专项斗争的司法惩治重点是滋扰性软暴力。刑法立法原意和既有司法规则以惩治胁迫性软暴力为限,使滋扰性软暴力被评价为犯罪手段的司法判断普遍受阻。因而,将滋扰性软暴力认定为违法行为,成为法律政策适用的底线目标。无法定性为犯罪手段的滋扰性软暴力,部分依法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部分没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为违法行为。依据立法规定、既有司法规则和执法规则,能够以刑法评价的,基本是胁迫性软暴力;被认定为违法的,滋扰性软暴力占据主体。对软暴力认定标准的刑事政策调控,表现出适度降低的倾向;降低软暴力认定标准的政策冲动,同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滋扰性软暴力由黑恶势力实施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是政策调控的底线。只有符合规定的前置条件,滋扰性软暴力才能被认定为违法犯罪手段。

论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正当根据与制度设计

罚金刑的执行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罚金刑易科制度能够使罚金刑得以变相执行,从而有助于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现念,促进罚金刑的发展完善。在我国,罚金刑易科行政拘留、自由刑或者公益劳动是其中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国内幕交易案件特征与监管缺陷——基于1998至2016年执法案件的思考

该研究采集了1998至2016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内幕交易案件的所有处罚公告和法院判决,从内幕交易主体、内幕信息的界定、内幕交易的行政处罚、追究责任类型以及监管部门的执法效率这五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内幕交易案件的主要特征及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近年来,我国内幕交易案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公司内幕人员"是案发的主要群体,"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实施的案件数目剧增,并购重组是内幕交易的"重灾区"。但是,内幕交易发现概率低,执法周期长,总体处罚力度偏低,并且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较少,民事责任追究极少。因此,应尽快完善内幕交易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加大发现的概率以及惩戒的力度。

刑法规范中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在刑事法律规范中是某些行为犯罪构成和量刑的要素,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影响刑罚的适用。行政处罚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时,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对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的,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多次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时采用"并行适用"规则,与刑事制裁相同方式的行政处罚折抵刑事处罚,但侵越刑事权的行政处罚对刑事处罚没有拘束力。

我国假药案件查处过程中“行刑衔接”问题探讨

目的分析我国假药案件"行刑衔接"存在的问题,为完善该制度提供建议。方法运用文献研究和数据统计的方法。结果现有制度存在立法不足、药监部门以罚代刑、公安部门处理不及时、信息沟通不畅、联席会议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结论应完善相关立法、规范药监部门移送案件行为、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健全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促进我国假药案件查处中"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

危险驾驶罪案件中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对接问题研究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具有既存在行政违法性又存在刑事违法性的基本特征,二性同时存在决定要对其同时进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但是,根据法律责任追究时“一事不二罚”的一般原理,对危险驾驶罪案件需要进行行刑程序上的对接,并对两种法律责任的后果按照同类折抵、异类并罚的原则处理。

论行政刑法规范的适用与罪刑法定原则

行政刑法规范是规定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行为予以相应刑罚处罚的法规,在我国仍然是基于刑法上明确规定的罪名而予以制裁的法规。它并不是独立于刑法的其他的特别部分,而是刑法固有的一部分。因而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在刑法规定有可以不适用刑法总则的特别规定时,适用该特别规定,而在有关犯罪以及刑罚的基本原则方面仍应适用刑法典的规定。至于空白行政刑法规范,由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基本轮廓以及刑种与刑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只是将其一部分构成要件授权其他法律或行政命令补充,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对制售假药行为行政处罚的适用——基于《刑法修正案(八)》的思考

药品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针对制售假药行为屡禁不止,国家加大了打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制售假药罪作了修改,由危险犯变为行为犯。文章通过研究认为:《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对制售假药行为的行政处罚并没有失去法律适用的空间;行政机关既可以在刑罚处罚前进行行政处罚,也可以在刑罚处罚后给予行政处罚;对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的,行政机关还可以独立适用行政处罚。

“慎罚”的当代诠释——由《刑法修正案(八)》展开

由于行政处罚与刑罚间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加上对"人祸"的恐惧,近年修法过程中呈现犯罪化趋势。因此,为防止强大的犯罪化诉求令刑法过深介入社会生活领域,降低常见犯罪门槛须以慎用国家制裁为归旨;鉴于强大的犯罪化诉求可能破坏罪刑规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必要"标准每每拷问犯罪化动议,可避免罪名冗杂。此时法律人执拗尤显稀贵。他们的质疑和追踪考察立法实效,旨在合理运用国家利器。

海事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问题初探

尽管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海事行政机关在执法中仍普遍存在以罚代刑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部门利益的考量、证据转换存在障碍、移送程序立法存在缺憾、检察监督权虚置化、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导致案件信息封闭等。解决这一问题也要从上述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诉机制的反思与建构

国际反兴奋剂立法蕴含着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我国反兴奋剂专门立法及相关立法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但是,在前者中行刑衔接不力,在后者中行刑衔接基本阙如,故难以实现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有效追诉。兴奋剂检查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不一致、兴奋剂样本取证难度大、责任主体沟通渠道不畅、移送监督机制保障不足等,是建构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面临的难题。为此,有必要先制定统一的行刑衔接基本法,然后针对反兴奋剂违规行为制定具体、专门的行刑衔接实施细则。在具体举措上,应当制定严于国际反兴奋剂法的检查标准,建立反兴奋剂机构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同侦查模式和兴奋剂犯罪情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移送的外部监督。

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的处理

行政处罚和刑罚都是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两者关系较为复杂。厘清两者关系的前提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划分。处理行政罚与刑罚两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对于同一行为是否能双重适用。处理顺序上应当遵循刑事优先的原则,特定情况下可以对行为先行行政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竞合之研究

发生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法条竞合虽由来已久,但因属不同法律之间的特殊法条竞合,尚未有现成的立法或者理论上成熟的适用规则,造成长期以来执法、司法实践的随意甚至混乱。两法具有的天然的渊源关系和我国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传统方法是导致两法竞合的原因。刑法是所有法律的保障法,刑罚是所有法律制裁的最后手段,两法出现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有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才能适用刑法。但是解决两法竞合问题最根本的对策和最可行的办法是最高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根据不同的罪量要素,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