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

实现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明确二者共为抓手、互为支撑的逻辑关系。研究结合边境牧区的地区实际和发展定位,构建“衔接理念—衔接对象—衔接内容”的逻辑框架:在衔接理念上,从多元主体外部帮扶转化为激发牧民自身动力;在衔接对象上,从易返贫重点人口扩展至各族牧民群众;在衔接内容上,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短期机制,过渡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基于这一逻辑框架,将衔接理念转化和衔接对象扩展贯穿于衔接内容中,提出拓展牧区特色全产业链、建立环境整治网格化“一中心”、建立牧民积分制、深化“三务融合”模式、发展牧区集体经济等路径。

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阶段。基于修正的可持续旅游生计理论,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定量测度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成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经济、文化、社会、环境4个层面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步调一致,但是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的水平,制约了4个系统间的协调发展;②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因素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以上结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本文从优化经济与人力资本、完善制度与自然资本、强化文化和社会认同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 ——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治逻辑与制度路径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在后脱贫攻坚时代,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制度”为着力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以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政治维度来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意义,而且具备长远的政治意蕴;不仅要扎实有效实现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更要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路径,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深层次问题所在,需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在价值凝聚、资源配置、关系协调、社会整合、组织提升、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并呈现特定的制度势能。当然,面对诸多现实挑战,需具备有效的政治机制保障,通过构建“责任机制—政策机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实现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提供行动框架。进一步看,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层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经验对国家治理具有普遍性借鉴意义,能够为我国制度创新提供一般性启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典范。

乡村振兴背景下增强原深度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后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内生发展是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中国脱贫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弱、返贫困风险高、政策依赖性强,有效实现其内生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和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是涉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议题。将习近平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论述和原深度贫困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看,内生发展的实现在“硬件”方面重在优化基础设施和提升产业帮扶的效率;在“软件”方面,需要长期坚持教育帮扶,依靠人的素质的提升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而在监督管理层面,应当优化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加强乡村经济社会统计核算,落实区域性内生发展的动态评估和检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空演进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Markov链模型,研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程度、时空分布格局、空间动态演进机制及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就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程度而言,大部分省份处于高度与极度协调状态,其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衔接程度的动态演进在时序上呈现稳步向上发展趋势,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度协调阶段的省份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空间上中西部地区省份多呈现向上转移趋势,部分省份保持“俱乐部趋同”,同时邻域环境对于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作用,衔接程度高的省份对周围省份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呈现“高高”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驱动机制具有多样性,其中政府驱动与产业驱动具有负效应,收入驱动与市场驱动总体呈现正效应。

培育乡村工匠助推乡村振兴:价值、问题与路径

乡村工匠作为特殊的技能型劳动者,是乡村物质文化的守护者,乡村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区域特色产业的生产者,农村新产业的支持者,农业农村产品竞争力的提供者,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独特价值。当前,乡村工匠队伍不够大、水平不够高、平台不够好。要建立乡村工匠认定机制、回流机制和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支持机制,实施乡村工匠职业教育计划、学徒制培养计划、技能培训计划,打造乡村特色产业、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地域文化传承基地。

社会工作在脱贫成果巩固中的动员势能研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民生工程,不仅需要以政府和驻村干部为责任主体的行政权威型动员,还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嵌入协同型动员。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时期已经释放出独具特色的专业化联动嵌入优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社会动员实践中同样能够继续发挥其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价值、合理性价值、专业性价值和灵活性价值。在具体的社会动员政策实践中,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政策动员、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和工具动员四种策略增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行动的动员规模和联动效应,从而有效释放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势能,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化处镇焦家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路径研究

该文以化处镇焦家村为调研对象,积极响应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取得丰硕的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探索焦家村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的发展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焦家村目前存在产业发现支撑力度不足、区位优势未充分发挥、缺乏特色旅游业等问题,并就亟需解决问题提出完善产业发展支撑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打造特色旅游业等建议,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脱贫攻坚经验总结及成果巩固策略研究——以江西为例

科学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和深入探讨成果巩固策略,对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江西脱贫攻坚实践全景调研,系统分析“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扎实推进产业扶贫,夯实稳定脱贫基础;传承升华红色基因,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瞄准扶贫开发关键领域,靶向施策提升脱贫质量;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构建完善大扶贫格局”等脱贫攻坚经验,尝试提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工作重心与推进策略:突破深度贫困解困,开展脱贫攻坚回访,持续提升精准扶贫效能;补齐短板弱项,关注特殊贫困群体帮扶,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进发展后劲,加快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建设,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提出、研究进展及深化研究的重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心,也是学术界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本文提出构建以“三大理论依据”“三层次关系”为核心的有效衔接理论框架,探索以五大衔接为主要内容的有效衔接路径,完善包括衔接主体体系、衔接支持体系的有效衔接体系,按照“退出、延续、升级、新增”的思路创新有效衔接政策,最终形成包括衔接理论研究、衔接路径研究、衔接体系研究、衔接政策研究在内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内容体系。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与政策评价

2021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开局之年。开局之年的政策调整聚焦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强调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充分考虑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承接关系,有助于推动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年以来,实地调研案例县的“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均持续稳固。在实践中,不宜制定一个规模性返贫的量化标准,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力争实现政策的平稳过渡,警惕部分帮扶政策的调整可能带来的致贫返贫风险,将帮扶措施进一步做实做细,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与此同时,要清醒意识到,巩固脱贫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衔接之中和衔接之后仍有巩固任务。

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现状、困境及治理

后脱贫时代,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呈现出贫困人口规模大、相对贫困程度深以及相对贫困维度广的现实图景,又面临着显著的空间贫困特征、多元的特殊性贫困、返贫致贫风险高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基于此,西部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要不断完善绿色减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坚持综合治理和差异化治理、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贫以及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层实践类型与治理逻辑——以西部3个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

随着中央政策和各部委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已进入加快落实阶段。基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实践对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三元社会结构理论阐明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基层实践的主要动力及治理的内在逻辑。以西部3个脱贫村产业帮扶为例,探讨行政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3类基层实践类型的实践过程,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实践特色及形成条件。最后,讨论行政主导基层实践、市场主导基层实践和社会主导基层实践推进脱贫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数字乡村建设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逻辑: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然而许多脱贫地区由于区位劣势和先天资源不足,仍然面临返贫风险。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成为了脱贫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成果巩固和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帮助脱贫地区应对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不足、产业发展落后、公共服务滞后、内生动力不足、治理效能低下等一系列原生弱势和发展瓶颈。尽管如此,当前数字乡村建设仍不成熟,城乡数字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脱贫地区数字技术应用普遍存在惠民程度不高、资源统筹不足、安全隐患众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实施统筹融合的发展路径、以民为本的发展路径、成效导向的发展路径以及安全发展路径,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质量,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多维逻辑探析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文简称为"有效衔接")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主要内容之一。人口较少民族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中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本质逻辑、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美美与共的内生逻辑。

金融能力、数字化金融行为与相对贫困缓解--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法与因子分析法对相对贫困与金融能力进行定量测度,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缓解相对贫困,且对居民的收入、教育、医疗和健康单一维度贫困也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改善家庭资产配置、促进居民创业和增加社会资本来缓解相对贫困;此外,加入数字化金融行为的金融能力对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更大。因此,应强化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提升居民金融能力水平;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积极参与社会互动,扩大社会资本;提升数字金融素养,进一步增强金融普惠性。

脱贫户抗逆力水平测度与差异分析——以燕山-太行山片区为例

基于抗逆力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原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户抗逆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燕山-太行山片区675户脱贫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原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户抗逆力水平整体较弱,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依旧要在“精准”上下功夫。对弱抗逆力脱贫户,要根据无劳动力和弱劳动力户身体条件制定帮扶措施;对较弱抗逆力脱贫户,要进一步规范兜底保障措施,激发脱贫户内生发展动力;对较强抗逆力脱贫户,要积极引导合作社、企业和生产大户等经营主体参与产业就业帮扶;对强抗逆力脱贫户,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地外经济来源,提升其文化程度来增强抗逆力水平。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特别是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胜利,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这条道路基本形成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的长期实践探索,丰富发展于新时代脱贫攻坚战。这条道路呈现了多重历史世界意义,将沿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决策部署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