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Finance Measures Constituted by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to Support Enterpris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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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宪法实践创新的授权改革试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是在新时代改革形势下在法治轨道上协调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紧张关系的创新举措,构成了一项重大的宪法实践创新。虽然《立法法》将这一实践创新确立为法律制度,但仍需从宪法视角来理解其宪法意义及宪制功能,据此为其上升为宪法正式制度提供规范依据。授权改革试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授权类型,在性质、目的及所涉及的宪法权限关系上均不同于其他授权类型。授权改革试点消解了具体法律制度与改革的紧张关系,通过暂停适用或暂时调整法律规定为改革试验创造法治空间,既满足了改革主体的改革意愿,调动了地方试点的积极性,又强化了改革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效果检验机制,增强了改革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贯彻了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的要求。下一步授权改革试点要上升为宪法制度,首先要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其宪法依据,进而构造由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共同构成的原则体系,为其设定合宪性的基本遵循和规范。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宪政的互动

行政体制改革与宪政的互动是二者关系的实质体现,它一方面要求宪政必须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展开提供基本框架,进而指引和规范行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行政体制改革也必须张扬宪政的价值诉求,实践宪政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宪政的发展与完善。两者的相得益彰需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以形成整体合力支撑。

论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的方法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凭借所谓"释宪"机制,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针对两岸关系,已作成"法统"型、权利型、制度型三类共16个解释。大法官在解释两岸关系时,综合运用了文义、论理、历史、体系等传统解释方法,以及"政治问题不审查"、"结果取向解释"以及"宪法解释宪法"等新兴解释方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大法官在选择解释两岸关系的方法时,表现出所谓"去政治化"倾向。而"台独"分裂势力也正是利用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时的"去政治化"倾向,力图通过维持形式上"中立"的法学方法,为其"台独"目的提供"正当化"外衣。

纳税人权利保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的立法构建

主权在民理论确立的公民主权所有者地位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政治根基,公共物品理论揭示的税收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对价关系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经济考量,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平衡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解读。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经验,分析和审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不足,从宪政、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立法构建。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宪政之维

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逐步实现 ,原有的司法体制也表现出历史的不适应性 ,而现行的司法改革虽已取得某些成果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体制的弊端。惟有在宪政框架下进行改革 ,才可能最终解决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问题 。

梁启超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本文从法治思想、宪政理想与立宪活动以及司法改革实践三个层面阐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制的作用与影响 ,认为梁启超宣传以西方民权学说和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法治思想与宪政主张是中国近代法制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对宪政的设计和推动促进了晚清的政治和法制改革 ,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改革司法制度、倡导司法独立的主张和实践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制的现代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走向程序法治: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宪政思考

刑事程序法治化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宪政建设的原动力之一。由于刑事诉讼法的"涉宪性",进行刑事程序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宪法的修正,触及到宪政体制改革。而宪政制度中法律秩序、司法制度、政治体制等宏观问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样将影响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只有理顺宪政、法治与刑事程序改革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

清末宪政失败的原因与社会基础分析

内忧与外患以及新兴的社会力量是推动清政府开启宪政的主要原因。官僚、商人、士绅与知识分子在清末宪政运动中都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新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既是宪政的推动的力量,但由于清政府的保守性,也转化为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力量。因此,应当从社会基础层面反思清末宪政失败的原因。

略论中国司法改革与宪法的关系

司法改革不能脱离宪法进行。宪法对司法改革具有启动功能、指引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符合宪法的司法改革对宪法价值的张扬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改革必须以宪法价值的回归作为前提,并以此作为价值指导,正确处理改革违宪与合理性问题,按宪法配置司法改革权,并发挥法院在宪法监督中的应有功能。

追溯财政税收的“元规则”

在目前经济、政治转型的大环境下,财税改革势在必行,但其孤军奋进难免会困难重重,探讨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一是长期以来相关制度的滞后和理论探讨的缺位,二是历史上皇权专制赋税法理的深远影响。在新时期的复杂现实中要寻求财税体制转型的突围之路,必须回溯到宪政理论的"元规则",而非将着眼点停留在具体的、局部的、微观的部门法意义上的制度建构。通过历史脉络对中国财税改革的理论问题做出检视和探讨,从而寻找出中国财税改革难题的症结,以破除利益格局的掣肘,从而在"元规则"的视野下构建相应的理论架构。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宪法修改与私人财产权保障的历史考察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与宪法的完备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法的四次修改完善了宪法的规范体系,保障和促进了私人财产权的实现与发展;而私人财产权的实现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又推动着宪法的完善。

十九世纪英国贫困问题与宪政调适谫论

伴随着英国现代化的深入,贫富分化加剧,贫困问题及其所导致的秩序和法治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英国政府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期间,十分关注并尝试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宪政调适。宪政调适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现代化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适应能力。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议会和选举权的变革,工业阶级地位的提升,以及对贫困等问题的宪政调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社会的矛盾。

论国有财产的宪法地位及其功能——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为语境的探讨

财产是促进宪法思想产生以及宪法演进的主要动力。国有财产是财产的重要类型,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有财产是中国立宪的重要制度基础。宪法文本形成的国有财产结构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福利国家与国有财产的联结是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过去的20年里,国有企业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推动了宪政发展,也促进了国家观念、社会结构和人民观念的转型。国有财产能够被视为中国宪政发展的动力,这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未来中国的宪政建设还需要重视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监管。

和谐宪政——美好社会的理念与制度

积极、稳妥地推进宪政体制的改革能够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和基本框架。彻底改革中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在宪法和宪政的基础上整合人为的社会断裂结构,并且努力建构和实现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社会组织、团体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对社团管理、引导和指导;大力加强、加快"社团"立法,积极促进政府与"社团"的良性互动,以及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变成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应当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构成进行大力的调整,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和实行"督察专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建立"反应与选择"的机制。

救亡之使还是启蒙之功——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特质

清末预备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于当时内忧外患、存亡绝续的救亡压力,由此视角来审视清末监狱改良思想,亦可明显体受到基于当时救亡压力的强烈回应特质。不过,如果放宽视界,则同样不难看出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启蒙景象。实际上,清末监狱改良思想正是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与自觉的人道启蒙的双重合奏下逐渐形成并作为思想动因而推动清末监狱改良这一宏大事业的。而且,该思想的形成更多的不是因应于危机所迫,而是清末知识人在细察中从容自省和理性启蒙的结果。

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

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宪法解释是宪政理想现实化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宪法的适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方面的功能只能是第二位的、派生的。历史解释原则和共时解释原则皆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但它们在我国目前所能发挥的功能都是非常有限的,且难以得到实证支持。"宪法该由谁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宪法得以真正适用之后,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

现代辩护制度的宪政根基与实证考察

宪政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表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在限制和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的种种方式中,刑事惩罚最为严重。因此,一方面,在宪法上明确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需要设定无罪推定等保障机制,奠定辩护权的根基,另一方面,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效果。在现代宪政国家,辩护制度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力求良性互动。因此,我国辩护制度的完善,不能局限于刑事诉讼法,还必须关注宪政化进程。

宪政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不仅标志着中国宪政建设的新阶段,而且标志着宪政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宪政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既是关于国家机关实行精简原则并反对官僚主义的宪法规定在行政体制内的自我实现,也是在行政权系统之外的综合性政治体制改革,这恰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一怪圈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