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lemen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o Uncover Tort Cases——An interview with Wang Zhenchuan, deputy chief procurator of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EDITOR'S NOTE: Since May 2004,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 China have concentrated their efforts on uncovering cases of encroaching upon human rights by government functionaries by abusing their power. The move has aroused extensive attention. On this, our staff reporter interviewed Deputy Chief Procurator Wang Zhenchua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1982年宪法以前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案例之启示

宪法理论界通常认为我国没有宪法解释案例,也无违宪审查的实践。1982年宪法以前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的案例表明,宪法的实施,不可避免地需要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而已有的案例以经验事实表明,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具有被动性、非授权性、先例性、非制度性、随机性与客观性。研究和分析这些案例包含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原理,对于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制度,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宪政视野下的美国法人犯罪审前协议制度——以Stein案为中心

审前协议,最初是对少年轻微犯罪的一种转处措施。后安然时代,审前协议成为美国司法部处理上市公司严重犯罪的一种基本模式。审前协议规定的支付罚金等义务,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惩罚"。这种惩罚既不需要以定罪为前提,也不需要贴上"刑罚"的标签,因而是一种"无需定罪的惩罚"。在Stein案中,联邦法院首次对审前协议内容的合宪性进行了司法审查,认为检察署施压毕马威致其停止支付雇员律师费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此外,由于审前协议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因而还存在违反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的问题。

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探究及理性定位——基于宪政中国发展中制度借鉴的视角

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在立足本土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及宪政文化中的合理因子而在司法领域中进行的一次尝试。就应然价值而言,它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有效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进而维护司法公正和效率,树立法律权威,同时能够积极推进司法实践与司法理论研究的良性发展。但当前,我国所要确立的是区别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未来该制度能够实际发挥怎样的作用还受制于多方面的社会因素,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就正处于转型期间的中国而言,我们必须确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参与的案例指导制度模式,并逐步完善与案例指导制度相配套的司法制度等。

少数民族考生高考享受倾斜性政策的合宪性——以美国Bakke案中的两个对立逻辑为视角

按照现行制度,少数民族考生在高考录取时享受倾斜性政策。由于该倾斜性政策可能引发关于宪法中平等权方面的问题,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合宪性证明。本文试图以美国的Bakke为契机分析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录取中倾斜性政策的合宪性。尽管Bakke案的判决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逻辑,但就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制度设计而言,两种逻辑下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录取中享受倾斜性政策均具备合宪性。

宪法司法化理论与制度生命力的重塑——齐玉苓案批复废止10周年的反思

宪法司法化是我国宪法学界为有效实施宪法进行的重要探索,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齐玉苓案批复废止,一些人误认为宪法司法化已经丧失生命力。近年来许多迹象表明,宪法司法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未终止,其仍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备选项。人们对宪法司法化的误解,一是源于该概念的泛化,二是源于对该概念与现行宪法兼容性的过度担忧。要重塑宪法司法化的生命力,就理论而言,应当对已经泛化的宪法司法化概念进行厘清,区分三个层次的宪法司法化;就制度而言,应当对三个层次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的兼容性区别对待,即广义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不兼容,狭义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兼容,中义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兼容性最大的阻碍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文件,但这两个文件可能因涉及行使宪法解释权而存在合宪性问题。在我国,宪法司法化不仅仍然有着充分的生命力,而且在当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背景下,其能够为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撑。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正当性基础——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前提性追问

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被学界公认为美国司法审查的先例,并因此成为学者们讨论美国司法审查的切入点。然而,马伯里案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美国宪政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马伯里案之前,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就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具体而言,宪政思想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根基,宪政实践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树立了历史典范,而宪政法律则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

论合宪性推定之司法方法

合宪性推定的司法方法区别于一般法律的推定。合宪性推定方法为挑战制定法违宪的当事人设置了一种责任负担,要求其提出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制定法"明显违宪",否则将推定该制定法合乎宪法。合宪性推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问题,而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虽然也离不开事实。合宪性推定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具有特殊的消解疑难案件的功能。

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基于66个行政处罚案例的实证考察

在行政处罚案例的审判实践中,已经形成"援宪说理"的四种具体方式:公民附带违宪、政府附带违宪、基本权利限制以及单纯合宪认定。尽管此种援引宪法活动与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宪法理论存在诸多扞格之处,但亦十分生动地展示了一幅行政处罚规范合宪性解释的"中国式图景"。在规范层面,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应遵循一套符合既有法学方法论并逻辑严谨的方法,特别是在选择正当的宪法规范面临原则(价值)冲突时,应经由个案中之法益衡量加以解决;至于运用界限,解释者应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文义限度有充分自觉,其运用亦不得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相抵牾。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从奥姆斯特德案看美国早期宪制的运行

奥姆斯特德案肇始于美国革命时期,前后持续三十余年。该案表明,在美国早期宪制舞台上,最高法院只是多种政治角逐力量之一,其权威相当有限,不能单方面最终决定宪法问题。各州还享有一定的宪法话语权,可以自主参与解决宪法争议,并拒绝承认最高法院的判决拥有最高权威和约束性。奥姆斯特德案为我们近距离观察美国早期宪制的实际运行机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点。

美国“在家教育”的合宪性及其法律规制

"在家教育"在美国经历了发展、消失及重新发挥作用的阶段。美国法院就现代"在家教育"的合宪性作出了一系列的判例,主张"在家教育"权源自于美国《宪法》。各州教育法一方面承认"在家教育"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予以合理规制,在制度与实践上推动了美国"在家教育"的发展。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

我国法院尽管不以宪法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但法院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还是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相当大的存在空间。立法具有一般性,难以顾及社会生活的诸多特殊之处,因此难免在适用时发生个案裁判不公的问题。法院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会在裁判中对法律进行文义转换,或者放弃对法律的通常解释而选择一种不常见的解释方案。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合宪性解释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赞成司法裁判直接援引宪法,但裁判过程中对法律文义的转换或者解释方案的选择,在客观上需要法院以宪法作为论证依据。诉诸宪法毕竟要优于诉诸公平正义的抽象观念。通过将个案正义的判断问题,转换为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是否与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合宪性解释既能为司法造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依据,也能对其予以宪法上的控制,有助于裁判的规范化。合宪性解释还能弥补我国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制度性缺漏。

法律案成熟度及其论证框架

法律案能否列入大会会议议程取决于其能否通过起过滤作用的"前置性"审议程序,然而我国《立法法》并没有明确审议者判断法律案实质性内容是否符合要求的标准。出于控制立法质量与规范立法行为的考虑,法律案起草者以及审议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关于该法律案的论证方案,可以有效地说明审议中的法律案的确是经验与理性的体现。为此,中国立法学应当为审议程序"填补"一个如"法律案成熟度"这样的用来判断立法质量的实体性概念。通过阐明与运用支撑该概念的论证框架(即法律案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合法性证明),立法机关、提案人等立法主体以及社会各界才能自觉地将立法视为一种可理解、可评价的理性决策行为,为提高立法质量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