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成教授治疗儿童特禀质抽动障碍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 挖掘胡天成教授治疗特禀质抽动障碍患儿的中药处方,分析其用药规律,归纳总结其治疗思路,传承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方法 选择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在四川省中医院胡天成门诊就诊的特禀质抽动障碍患儿所用方药,采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3.0),多维度分析处方药物的性味归经、药物群组及核心处方等。结果 共纳入患儿131例,涉及248诊次,录入处方248张,中药125种,使用药物频次之和为2 974次。中药药性以寒、温、平性为主,五味多为辛、苦、甘,高频药物多归经于肺、肝、胃、脾,功效以解表类和平肝息风类为最多,僵蚕-蝉蜕、杏仁-厚朴为最常用药对,运用聚类分析并结合胡教授口传面授经验,得到5个新方剂组合分别为四七汤、泻黄散加味、养血息风汤、玉屏风散加味和三仁汤加味。结论 胡天成教授治疗特禀质抽动障碍以“祛外风、息内风”为核心思路,同时兼顾养血与化湿,可为抽动障碍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论东京都特别区的宪法地位

日本东京都下辖的23个特别区自《日本国宪法》实施以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身份认同”危机。1952年《地方自治法》修改后将原来的区长公选制废除,转设区议会选任制,而1957年的涩谷区长选举行受贿事件正是在这一制度转变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关涉宪法上“地方公共团体”之认定的突发情况。东京地方裁判所与最高裁判所的态度南辕北辙,前者认可特别区的宪法地位,而后者则否认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体意识”与“基本性权能”两项判定标准,还呼应了中央政府官方热衷提倡的将地方自治完全委派给立法政策的“消极说”。最高裁判所的两项标准值得商榷,其后的发展走势也证明了标准的瑕疵性与判决射程的局限性。日本大都市地方自治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在东京都特别区这一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既非“小宪法” ,也非代议机关的制定法 ,而是宪法的特别法。这取决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内容、功能、名称和法律效力等。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性质的界定 ,不仅是学理问题 ,也是一个直接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际运行 ,乃至宪法的实际运行的问题。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其宪法的特别法这一性质 ,不因与宪法的抵触而无效 ;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是通过其特别法 ,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以实现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则相应地属于宪法解释 ,并因此得以改变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先例”。

认真对待“特赦”的法理言说——从人权、宪法实施、法治三个层面说起

"特赦"关系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与国家刑罚的执行,绝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偶然性的政治决定来看待,否则会对国家的人权理念、宪法权威以及法治建设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国家正着力推动宪法实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认真对待"特赦"应是我们不可回避更不容小觑的命题。在立宪时代,"特赦"是一个储藏着人权保障价值的法律概念,而人权保障之根本规范为一国之宪法。那么,在法理逻辑上应将"特赦"措置在宪法之人权规范实施的范畴之内,而实施之路径应由以宪法为纲的法治来铺就。

特殊体质侵权损害赔偿的实体审视与方法更迭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裁判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强烈实施了有力的限缩适用,说明被害人特殊体质全然不影响损害的分担并不具有绝对正当性。基于方法论的审视,无论本土还是域外均显示出特殊体质的侵权损害赔偿不应被束缚于素因减责论与素因不考虑原则的立场抉择,而应转向于影响特殊体质损害分担的原理剖析,以问题思维导向的论题学结构实施归纳—诠释学的非演绎衡量。从学说与判例的互动来看,特殊体质损害赔偿的规范原理有四个方面,即素因的重大性、素因的寄与度比例、加害行为违法性程度、加害人过错程度。素因减责与否及范围均取决于这四个原理的“配合解释”,法结论应在各原理的动态权衡中汲取正当性。当然,动态评价的思维模式并非意在解构法教义学,而是对法教义学的补充,权衡结论最终应回归现行法体系,以尊重制定法的拘束力。鉴于过失相抵或类推过失相抵均无辐射特殊体质损害赔偿的法理可能,素因减责的教义学归结最终只能落脚于具有漏洞填补功能的诚信条款。

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变迁及其意义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其根本标志是香港和澳门的宪制基础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并由此形成了全新的宪制秩序。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分别构成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的宪制基础。为了克服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这一命题应运而生,并得到中央的确认,也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宪法》与《基本法》存在效力上的位阶差异,《基本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在"共同构成"中两者并不是平行地、混合地发挥作用,《宪法》在其中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命题之下,明确《宪法》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宪制基础,阐发《宪法》根本性、独特性的作用,对于丰富这一命题的内容、增强这一命题的说服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澳门“一国两制”实施为视角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经验启示:第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要做到全面准确理解,首先要系统地掌握理论;其次要向普罗大众普及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要做到坚定不移地实施,首先要通过立法将《基本法》的规定具体化程序化;其次通过司法解释和判决将《基本法》的规定细则化可操作。只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保障"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实施。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从香港回归之日起,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付诸实践的经验升华和成就凝结。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维护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责任划分--基于《香港国安法》第3条的分析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共同在场、共同应对的问题。《香港国安法》第3条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根本责任是中央在宪制秩序和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全局性和优先性的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则是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形成的责任类型。根本责任和宪制责任之间存在责任边界,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履行责任时各有其侧重点。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有关《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不少文章探讨两者的关系,并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毫无疑问,《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港人热烈讨论的重要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过去理论探讨还不充足,直到最近才有比较清晰的描述;二是对主流观点缺乏宣传推广,导致在香港出现不少人只强调《基本法》,或者将《基本法》直接视为香港的"宪法"。本文将讨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宪法》为什么会被忽略?第二,《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理论依据是什么?第三,港人如何遵守《宪法》?在其结论部分,本文尤其建议在《基本法》教育中应该加入《宪法》内容,从而强化国家观念。

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实践与未来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笔谈

为了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本刊编辑部邀请香港大学的陈弘毅教授组织了这个笔谈。陈弘毅教授回顾了基本法的起草历程,认为从过去20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基本法的制度设计既有前瞻性,又具创意和想象力。谭惠珠大律师认为,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基本法,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是"两制"前提和基础的认识,必须正确认识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必须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梁美芬大律师认为,"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是香港和平回归祖国及保持繁荣稳定的奠基石,对于违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底线的趋势,需要立即扭转。罗沛然大律师讨论了宪法与基本法的互动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制度相通相融问题,以及基本法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认为面对新的挑战,香港的法律工作者必须保持定力与耐心,沉着应对。

《基本法》的宪制性模式是统一和繁荣的根本保障

本文运用宪法学理论，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地位、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及其监督等方面的宪制性特征，从而揭示《基本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与转型——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澳门特区成立二十年来保持繁荣稳定和持续高速发展,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已经写入澳门发展的光辉史册,也成为当代中国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一国两制"丰富实践的精彩历史记录。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中自觉履行宪制责任,依照基本法规定完善国家安全立法体系,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夯实宪制基础,稳步推进澳门特区政制发展,实现了宪制秩序的重塑和特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深化并加强粤港澳合作,拓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建设"一中心、一平台",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和层次,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开辟新的思路、探索新的模式,也让澳门特区成为"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的试验田和示范地。

特殊体质受害人的侵权法救济——兼评指导案例24号

指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被"参照"的,体现了指导案例独特的约束力。指导案例24号的规则和域外的蛋壳脑袋规则在体系结构和内容上存在明显不同。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相关民事判决为样本,对其中参照和没有参照指导案例的判决加以比较,发现指导案例不仅在交通事故领域,在人身权侵权、医疗侵权等领域也有影响力。司法实践通过损害是否可以预见、区分体质和疾病、将特殊体质的作用归类为"诱因"等方式,拒绝在一些案件中参照指导案例。这种偏离指导案例时的正当化说理其实是案例区分技术的中国版本,其恰恰证明而非否定了指导案例的约束力。

特别行政区语境下的主权概念探析

"一国两制"下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是造成港澳部分人士与中央政府意见不尽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主权概念进行研究。本文一方面从基本概念、历史溯源、现实意义等角度对主权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另一方面对特区与主权的关系从历史和法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特区从未也不会有次主权、半主权和主权,而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并且应当行使包括领土权、统治权等权力。具体管治的方式可以创新,但是运作规则必须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依据。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宪法依据

宪法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和功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作为“一国两制”实践、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制度性成果,是尊崇宪法、维护宪法、实施宪法的具体体现,具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和坚实的法理基础,符合宪法的原则精神和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决定+立法”的“两步走”方式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宪于法有据,与《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并无冲突。

夯实宪制基础,巩固宪制秩序,把“一国两制”推向更大成功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是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政现代化的高度对特别行政区治理规律的深刻阐发,是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行动指南。落实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始终"的要求,首先,必须在夯实香港的宪制基础、巩固香港的宪制秩序上着力。其次,要在完善基本法实施的制度和机制上用功,把握好基本法的核心制度规范,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切实建立起来。再次,要切实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最后,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聚焦发展、抵制"泛政治化"的氛围和势能。

诱发抑郁症患者自杀死亡的刑法分析

抑郁症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精神病学和法医方面的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实质上是因病死亡。但如果因病死亡是由某种负性生活事件诱发,且负性生活事件的制造与抑郁症患者的死亡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于以负性生活事件诱发抑郁症患者死亡的行为人,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并考虑主观方面进行归罪量刑。行为人明知被害人存在抑郁障碍,意图利用负性生活事件诱导被害人自杀,即主观故意的,应当按照故意杀人罪进行定罪量刑;行为人明知被害人存在抑郁障碍,应当预见到自己导致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对被害人病情加重死亡作用却没有预见的或轻信能够避免,即主观存在过失的,应当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行为人不知被害人存在抑郁障碍,即无故意无过失的,自杀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导致的死亡。

善意取得制度浅析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民法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制度,是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的一种特殊取得原因。随着我国物权法的出台,在我国形成了"四要件"的通说。本文首先介绍善意取得制度的内涵及其立法目的,解读《物权法》得出其四方面构成要件,介绍我国有关善意取得的其他规定。继而本文在对一些特殊动产的善意取得适用方面,本文认为须经登记才能转让所有权的动产,其适用善意取得应参照不动产,赃物、遗失物应则与一般动产一样适用善意取得,而禁止流通的动产以及具有特殊性质的动产则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行政特别法的构成要件

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是解决法律规范的冲突及适用的原则之一,在缺乏法典的行政法领域尤显重要。我国《立法法》未明确规定特别法的构成要件。通过梳理判例中当事人关于什么是特别法的主张,以及法院关于什么是特别法的证成,可以概括出行政特别法的构成要件包括法律事实要件的特别规定,法律效果要件的不一致,允许特别规定优先之“链接条款”的存在,或者允许特别规定优先的意思。《立法法》中的“特别规定”与“不一致”分属两个要件。允许特别规定优先的意思是缺乏“链接条款”时的构成要件,可以通过一般法理排除特别法的存在,或者通过法律事实要件间的关系以及优先级予以阐释。此外,由于下位法中的变通规定和特别规定也可以成为行政特别法,行政特别法的制定主体与一般法的制定主体不一定是同一主体,制定主体并不是行政特别法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