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方合同解除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分析

如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虽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这种“僵局”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给经济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法定解除权在传统共识上的行权主体范围仅指守约方,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抑或吸收借鉴域外法中的重大事由解除规则解决“合同僵局”问题亦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而打破“合同僵局”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沦陷于道德风险的桎梏中片面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并不是对守约方权益保障的最优解,赋予违约方以合法路径进行合同解除具有必要性。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是赋予债务人相较于抗辩权更为强力的救济,以此化解“合同僵局”,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资源的流通整合,体现其效率价值,同时防止守约方利用“合同僵局”损害违约方的利益,鼓励合同双方善意合作、公平交易,亦建立在公平与诚信原则之上,违约责任的强调亦是合同严守的另一种形式,因此,严格条件限制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具有正当性。

《民法典》视域下金钱债务合同僵局的化解

金钱债务合同僵局表现为债务人难以继续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而债权人要求实际履行,其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合同拘束力限制制度的适用和完善。依据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是否影响公共利益,可区分其为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针对一般僵局的化解,现有的合同拘束力限制制度存有漏洞:法定解除权规则因金钱债务人和债权人根本利益不一致而无法适用,情事变更制度因前提要件和结果要件的严格限制而仅能适用于部分僵局;减损规则在金钱债务合同僵局的适用具有间接性。故可类推适用违约方解除权制度,借助“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构造债权人无正当理由应当同意转租的非金钱义务,并由法院对金钱债务合同僵局是否形成及应否化解进行审慎认定。针对特殊僵局,可由司法机关借助比例原则裁定私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在交叉处发生冲突的“权利部分”,并借助强制缔约规定划定权利位阶,以确定私主体的合同关系是否解除及债务人的赔偿限度。

合同僵局视域下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裁判之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正式确立了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然而,现有司法实践反映出该规则仍存在若干不足,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该条款适用范围局限于非金钱债务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金钱债务同样存在排除继续履行的可能,为有效化解合同僵局,将金钱债务纳入适用范围更为妥当。基于合同僵局案件特殊性,为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应在司法解除程序中明确法官释明义务,即对违约方解除合同及守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进行释明。违约方解除合同存在道德风险,为制约双方当事人滥用权利,鼓励通过自由协商化解合同僵局、定分止争,建议增设重新协商程序。

金钱债务合同僵局的识别与破解

金钱债务合同僵局表现为债务人不愿履行金钱债务,而债权人坚持实际履行。依据金钱债务人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原因,可以区分金钱债务人丧失支付能力、自己原因引起相对方履行不能、订立合同的使用目的实现受到严重影响三种典型情形。对于金钱债务合同僵局的破解,法定解除权规则与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规则无法适用;允许金钱债务人解除合同在价值判断上也不正当。不过,金钱债务合同僵局如果满足情事变更规则的构成要件,可以借助情事变更规则,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直至变更、解除合同。但情事变更规则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借助减损义务规则限制债权人的金钱债务实际履行请求权,倒逼能够合理进行替代交易的债权人解除合同并进行替代交易,是破解金钱债务合同僵局更为可行的路径。

试论合同僵局的破解——基于民法典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分析

合同僵局将会导致交易效率低下、社会资源浪费、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就怎样破除合同僵局,我国《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作出了规定,既有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又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由于该条款未对合同僵局的概念、构成要件、适用条件等进行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一定的适用局限。从法律实践中产生合同僵局的具体情况入手,深入剖析合同僵局的涵义、法律特征、法理依据,并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提出违约方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要求、赔偿范围、程序方式等,以期为完善合同僵局破解的立法制度提供借鉴。

违约方解除合同法律问题的反思与完善——以“银龙案”判决为分析对象

对“银龙案”判决进行的分析表明,合同僵局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定义界定不清、主观非恶意认定标准不明、唯结果论导致裁判要件适用不当等困境。合同僵局破解路径的优化可以从法官公开有关违约方主观状态心证过程、建立焦点情形专业评估机制两个方面入手。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民法典》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解释论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目的在于解决合同僵局和克服解除制度局限,但《民法典》第580条受非金钱债务的限制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中合同目的模糊性而应用受阻。对非金钱债务的限制反映了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立法的偏倚,本应弥补合同解除制度的独立权利却成为继续履行抗辩的补充。根据现有的违约方合同解除条件,可参照法定解除权对债务类型扩张解释。契约目的之内涵,应当限制解释路径,并将其限定于共同目的以平衡各方利益。根据合同目的的主客观二元认识,法院在认定共同目的时为限制其主观目的(动机)的范围,还应坚持表示主义与理性人的双重标准。

试论破解公司僵局的法理基础

公司僵局是公司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丧失,它给公司、股东、员工、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为了支持司法对公司僵局的介入,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予以论证,各国学者所提出的诸多相关理论特别是关系合同理论、期待利益落空理论、股东间的信托义务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及救济先于权利理论,对我国公司治理理论及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履行不能与合同终止——以《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为中心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新规定的“履行不能情形下的合同终止条款”是合同编部分最为重要的修订,曾引发高度关注与争议。该条文通过赋予当事人请求司法机关终止存在终局性履行不能的合同,进而实现打破合同僵局的功能。本条的引入可填补立法的漏洞,且不会构成对现有合同法体系的颠覆或破坏。双务合同的风险负担及履行抗辩规则均无法有效解决合同僵局问题。在法律适用上,“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构成要件旨在防止可能出现的滥用;未来应考虑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将本条扩张适用至金钱债务所引发的合同僵局;第580条第2款在适用上将可产生某种“外溢效应”。

集体谈判散论

集体谈判与集体协商是同一概念,应该统一使用集体谈判。平等协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平等协商应该以商谈替代之,而仅涉及非谈判事项的狭义平等协商应该以劳资协商替代之。集体谈判权归属于劳资双方,劳方私法主体是工会或职工群体或工会群体,其中工会是基本主体,资方私法主体是雇主或雇主组织或雇主群体。工会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主体、社会法上的权利主体、私法上的当事人,雇主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主体、行政法上的相对人、社会法上的义务主体、私法上的当事人或第三人。职工是私法上的第三人、社会法上的关系人。集体合同是具有规范性效力的特别合同,兼具合同和基准性法规二重性。集体合同具有双重效力,社会法效力为主,表现为集体基准效力;私法效力居于次要地位,表现为合同效力。应对集体谈判僵局的主要方式是产业行动和调解(调解也是处理产业行动的主要方式)。

非死锁合同网协议驱动的多机分布式时序任务分配

针对多无人机协同任务分配的时序约束问题,提出了基于非死锁合同网协议(DF-CNP)的分布式时序任务分配方法,从理论上避免任务死锁,提升分配结果最优性。定义了局部信息条件下时序任务死锁判据,通过检测时序任务图环路状态与顶点可达性,判定分配方案的全局死锁状态,保证分配结果的可行性。定制了最近邻-深度优先混合搜索算法,在合同网排序过程中优先选择最近邻任务,并结合死锁判据递归回溯,在分布式架构下并行生成满足死锁约束的任务排序方案,提升分配结果的最优性。仿真对比结果表明:相比于非死锁遗传算法(TB-GA),DF-CNP在求解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与耦合约束一致性束算法(CBBA-TCC)相比,DF-CNP结果最优性明显提升。

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否定论——评《民法典》第580条

是否应赋予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取决于是否存在“合同僵局”。在构成《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1项时,应借鉴德国模式,将其法律效果解释为原给付义务自动消灭,基于存续上的牵连性,对待给付义务也归于消灭。若债权人已为给付,则原合同关系转化为损害赔偿关系。在构成该款第2、3项时,原给付义务并未消灭,但由该款文义可知,原给付义务在性质上已转化为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此种情形,赔偿损失应优先于继续履行,此时债权人只能请求赔偿损失。因此,在构成该条第1款但书所列三项情形时,原合同关系均转化为金钱损害赔偿关系,而金钱之债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也就不会形成“合同僵局”。因此,并无必要赋予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同时,为避免架空该条第2款,应将其解释为基于重大事由终止定期继续性合同制度。

合同僵局解除权的“限制”与“扩张”

《民法典》第580条创设了合同僵局解除权,然而,该条的适用范围以及构成要件等在教义学上仍存在若干争议需要予以澄清,其争议本质是合同僵局解除权的"限制"与"扩张"。权利主体的"限制"方面,债权人解除合同模式会产生逆向激励,易导致债权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债务人解除合同模式则能激励双方及时行使权利,破解合同僵局,实现效益最大化。构成要件的"限制"方面,合同目的存在"共同的目的"与"债权人的目的"两种解释方案:前者既不符合第580条的体系安排,也不符合合同目的的体系解释;后者则符合第580条的逻辑结构和立法价值。适用范围的"扩张"方面,实证分析表明,金钱债务也存在继续履行排除事由;以租赁合同为例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允许金钱债务适用合同僵局解除权规则能够实现双方收益最大化;金钱债务适用合同僵局解除权规则应限于长期性合同剩余履行期限较长且存在替代交易的情形。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辨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是两类既相似又本质不同的法律行为。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对两者进行认真、全面的分析,把握两者的本质属性和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以有利于经济交往、司法活动和法制建设。

合同僵局的司法破解——基于民法典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分析

合同僵局现象在市场交易中广泛存在,其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外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博弈以及法律应如何赋权。合同僵局的形成会导致交易效率低下、社会资源浪费、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打破合同僵局有利于矫正合同双方利益失衡的状态、促进诚信协作和提高经济效率。合同僵局与情势变更也有多方面的不同。《民法典》第580条第二款对打破合同僵局做出了突破性的规定,为破解合同僵局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司法实践极具启发性,但它也存在一定的适用局限。本文对合同僵局的司法实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结合实务中的案例,对合同僵局的表象、破解合同僵局的现实意义及立法建议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认定合同僵局的要素及司法审判中破解合同僵局的路径,以期为完善破解合同僵局的立法提供更多参考。

合同僵局下违约方解除的制度构造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违约方解除制度为合同僵局的破解提供了规范供给。相较于抗辩权,解除的法律效果更有利于合同僵局之解决,也更符合当事人对利益再平衡之期待。相较于直接赋予违约方解除权,违约方解除制度的实现以司法解除的方式为必要,并不蕴含形成诉权,是通知解除之例外。违约方解除与情势变更的适用情形在客观方面趋同,旨在解决履行不能与履行艰难下无法实际履行之问题,差异体现在对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要求不同,二者同属基于违约的法定解除之例外,故将其设置在“违约责任”一章并不妥当。违约方解除制度并不当然适用于金钱债务之场合,须对其条文进行目的解释以确保适用范围的周延性。违约方解除制度的要件体系须从权利成立和权利行使两个层面明确,且为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及合同僵局案件妥当处理,应配置当事人再交涉义务及法官释明义务规则。

合同僵局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探析

关于违约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也是《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争议的热点话题。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合同履行千姿百态,我国一直贯彻的合同严守原则已难以涵射所有情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典型案例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以来,司法实践逐步转变一味否定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观念,开始尝试新的探索。合同僵局下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既能使双方当事人得以解脱,又能减少社会交易成本,符合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统一。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只能作为特殊规则适用,同时应受到实体条件和程序的严格限制。

违约方司法解除权的理解与适用--以《民法典》第580条为分析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第二款创设性规定了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填补了我国合同解除体系的漏洞,为打破合同僵局提供了明确依据,但此权利规定并非完美无缺,学界关于违约方司法解除权是否应当引入《民法典》仍存在争议。从解释论上对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引入《民法典》的正当性进行分析,结合《九民纪要》第48条以及司法实践案例,阐述其含义,对其适用规则从客观事实、当事人主观状态、适用后果及适用程序方面进行完善,成为打破合同僵局的路径选择,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如何破解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 ——以聚富公司诉赛某、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切入点

“合同僵局”并非伪命题,其在司法实践中真实存在。实践中由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时有发生。解除合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可以使双方摆脱合同的束缚,免去诉累,也可节约社会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遗憾的是《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尽管为“合同僵局”提供了解决之法,但该条无法适用于金钱之债引起的“合同僵局”。在实践之中面对此类僵局,不同的法院的裁判路径不尽相同,且皆存在不足之处。目前,金钱之债造成的“合同僵局”,最佳的路径选择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