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

论房屋强制执行中案外居住权人的保护

《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利,但对于强制执行中居住权的处置缺少规定。判断案外人是否享有居住权,不仅应从形式标准判断其居住权是否设立,还应从房屋的使用状况、居住权的设立时间以及是否支付对价等方面对其真实性予以实质审查。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与顺位规则,案外人的居住权优先于执行申请人的债权与后设立的抵押权。居住权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其中,人役性居住权以保障特定主体的基本生存居住为目的,其实现需要房屋所有人的配合,若案外人能够证明强制执行将妨害其人役性居住权实现,则可排除强制执行。在居住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时,设有居住权的房屋以“带居拍卖”为原则,仅在居住权影响在先抵押权实现时可“除居拍卖”。在“除居拍卖”时,居住权人有权要求相应补偿,或者可以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并取得对房屋所有人的债权。无论采用何种拍卖方式,居住权人均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民法典时代承包地“三权分置”再立法论

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未严格遵循私法逻辑,导致入法、入典后出现诸多评价矛盾和规范冲突,表现为耕地、林地和草地作为本质不同的承包地难以一体适用“三权分置”规则体系;土地经营权兼具债权属性和物权特征,将其定位为一元化的债权或者物权存在解释限度;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在农户和农户家庭成员之间摇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性”与其可转让性、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保护进城落户农民财产权利之间均存在矛盾冲突。应适时重启承包地“三权分置”立法论研究,在《民法典》内外体系约束下,重构承包地“三权分置”权利体系,细致梳理耕地、林地和草地可得适用的规范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集体成员的家庭成员所共有,祛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赋予出租方式设立的土地经营权以部分物权效力,以真正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以民法典为参照

民事诉讼法的编纂式法典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2021年和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其逐渐脱离法典化的时代浪潮,以解决“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为主要考量的法律修订使民事诉讼法面临与民法典脱钩的结构性风险。民事诉讼法“试行化”的根本原因是“先程序,后实体”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以实体法的缺位为时代背景,以“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为立法来源,以“案多人少”“诉讼爆炸”为“实际情况”。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不断加速的修正案并未最终实现“去试行化”,举证责任、起诉条件、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等诉讼构造未能与民法典保持同一精神。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诉权、诉讼目的论和既判力本质论是首当其冲的希尔伯特之问。我国亟待完成从二元诉权论向权利保护请求权论的模式转型,民事权利保护亟需被确立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改动既有私法秩序。以上述本原问题的“去试行化”为起点,以民法典为参照,民事诉讼法将经由“去试行化”稳步实现编纂式法典化,由此开启民事诉讼法典与民法典协同融合的新格局。

朝鲜民法的变迁与特征

民法作为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基本法,是各国的重要法典之一。朝鲜民法也是朝鲜的主要法典之一。自朝鲜确立政权之后,朝鲜民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具有朝鲜特色的民法理论。从现行朝鲜民法的构成入手,具体研究朝鲜民法的形成与发展,探讨朝鲜民法的特征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朝鲜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居住权合同研究

居住权合同是居住权设立登记必须提交的书面文件。居住权合同的主体应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办理居住权登记,依照房屋的居住用途和合同的约定合理使用、维护房屋,不得擅自装修、改变房屋结构和损坏房屋,不得擅自出租房屋,不得容纳非必要人员长期居住。居住权人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时,所有权人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居住权合同和租赁合同是满足群众住有所居住房需求的二元合同体系,法律对居住权合同的保护强度更大。现阶段可以采取出台房屋居住权管理条例或规定、制定居住权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居住权登记的有关事项等措施规范居住权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冷战视野下1960年美国黑人入座运动及其影响

1960年,非洲掀起民族独立浪潮,17个国家摆脱了白人的殖民统治,而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废除种族隔离上却步履蹒跚。这种强烈的反差刺激美国黑人创新斗争方式。1960年,4名黑人大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发起入座运动,抵制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该运动迅速发展到其他南部州,把斗争目标扩大到所有的公共场所。其发展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席卷城市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远超之前的民权斗争。入座运动吸引了广大黑人和白人大学生,他们取代职业民权活动家,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并把被捕入狱的斗争经历看作是一种荣誉。入座运动推动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转向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它重塑了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高潮的到来。

诉权保护维度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论析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的理论渊源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支持起诉原则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前,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实践已经突破固有的制度目的,导致理论与实践不符。在诉权保护维度下,应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存在程序与实体上的双重目的,程序目的是要促进诉权行使的实质平等,实体目的则是要满足原告权利的实现。为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支持起诉案件时,原则上应当依申请审查原告是否存在诉权行使的障碍因素,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依职权展开行动。同时,检察机关支持原告的起诉范围应当涵盖全部诉讼权利。另外,应根据穷尽救济原则理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及律师代理制度的衔接关系。

基于《民法典》第996条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司法适用研究

《民法典》第996条在性质上属于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包括存在违约行为、人格权受损和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三个适用条件。为扩大法条适用范围,可将“人格权”扩大解释为包含“人格利益”。至于不属于人格利益的纯粹精神利益,可通过《民法典》第577条予以救济。同时,为防止责任泛化,应在《民法典》合同编新增限制性条款,并配合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合同类型清单,全面构建以《民法典》第577条为一般条款、第996条为特别条款,新增限制性条款以及配合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为内容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规范群,为司法适用提供明确指引。

利他合同之第三人权利保护研究

《民法典》第522条在原《合同法》第64条规定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利他合同制度,为保障第三人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为解决利他合同中第三人权利保护面临的履行请求权受阻、拒绝权行使期限不明、违约救济权模糊等问题,建议:调整合同的相对性,兼顾合同相对性原则与第三人权利保护,尊重合同当事人意志;拓宽利他合同的适用范围,明确法定赋权情形,放宽约定赋权情形的适用条件;完善利他合同制度,对第三人行使拒绝权的“合理期限”作出进一步解释,明确第三人可以享有的违约救济权,并寻求应对债务人抗辩权的解释依据,保障利他合同中第三人权利不受损害。

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

为了完善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 ,作者提出了重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两条主线 :一是既判力下的平衡 ;二是诉权与监督权的平衡。在两条主线的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两步走方针 :一是在现有民事诉讼法框架内对制度进行改良 ;二是在重新制定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建立以再审之诉为核心的三层次的再审制度。

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基于全国89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农户的农地产权认知、行为能力、禀赋特征及农地流转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农户的交易能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的对象与方式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地权;从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农户对土地的产权,并对其他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进而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民法学--中国民法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民法学经历了从荒芜到繁荣的过程,也经历了从学说继受到学说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民法学的研究不仅为我国民事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建立了基本完善的民法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司法实践研究探索,更为中国未来民法典体系研究做出了巨大的理论与立法贡献,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合同法理论体系。在检视30年民法学理论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依然需要在增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本土性、提升民法学研究的国际性、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等方面尽心竭力,以形成结构科学、思想先进的民法学体系。

我国公民体育权利发展研究——从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引发的思考

公民体育权利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政府是实现公民体育权利主要推进者,但存在政府行为"失范"等问题,亟需改革;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但公民可利用的体育物质资源不充分,亟需丰富;不断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公民体育权利坚实的法律基础,但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而随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和社会的进步,公民体育权利势必逐步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加快我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步伐。

民事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民事诉权滥用不仅是一种违背民事诉讼目的的行为,也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须要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行为。认定当事人构成民事诉权滥用,应从当事人诉讼时是否具有主观恶意、诉讼行为的失范和诉的利益的缺失三个方面进行严格的判断,以避免阻却和妨碍当事人行使民事诉权。基于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顶层设计,对于民事诉权滥用者,应根据民事诉权滥用的具体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多层次地惩治和预防当事人滥用民事诉权,从而更为有效地减少和消除实践中日益增多的民事诉权滥用现象,实现诉讼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良性运行。

论执行和解的法理基础

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制度的特点是混乱、矛盾以及不合理。执行和解承载的是私权自治的价值理念,呈现的是诉讼外和解的表现形式,透视出的则是民事契约的实质。只有在确认了前述的基础法理之后,执行和解制度的重构才可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评析——兼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民事诉讼法》修改是众望所归的事,但以《〈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形式通过却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有其创新之处,但其暴露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应当尽快启动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程序,将其打造成一部既有前瞻性又有特色的能很好服务于民事诉讼的法律。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与违约责任

民法典中有关委托合同任意解除的规定,应吸收司法实践中的合理经验,对本质不同的有偿委托合同予以区别对待。存在特别信赖关系,且未社会化的有偿委托合同与无偿委托合同一样,其中存在真正的任意解除权;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即可随时解除合同,只有在因故意或过失导致解除时间不当时,才须承担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在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规定终止代理商合同时,有的人民法院补充"继续履行合同不可期待"的要件,将该规定作为"有理由的随时解除权"的规范依据,此系超越法律的续造;代理商合同本应作为独立的典型合同,其中不存在真正任意解除权,而只能基于重大理由即时终止。不动产委托管理合同中的委托人系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业主,其任意解除权的行使须符合法定程序和书面通知的要求。以尽力完成特定工作为标的的委托合同,应类推适用承揽合同任意解除的规定。伴有债权让与的委托回收债权合同属于或类似于保理合同,并无真正任意解除权。所谓"委托也为受托人的利益",一般是指在委托合同的基础上授予代理权或让与债权后,代理人对代理权有利益或受让人对债权有利益,在有因说下应排除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

“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

“先刑后民”原则在我国现实司法中遭遇实践困境,进而在学理上遭到普遍的合理性质疑。为此,需要澄清几个观念上的误区:一则“先刑后民”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位阶上和位序上的优先性,二则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司法原则;三则“先刑后民”原则的价值基础并非旨在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而是重在刑、民程序冲突的理性解决。同时,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保障:一是以程序选择权为基础改造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加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适用;三是积极构建滥用程序的制裁机制,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