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议题的因应

国民党退台后,具体意义上的“反攻”军事行动精神化,成为更具政治内涵和心理激励作用的口号。美国在政府层面对国民党的“反攻”议题是审慎的,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高了对台湾地区防务的重视程度,且军政要员时而抛出主张助蒋“反攻”的言论。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行动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选举政治催化下,部分美国政客主张协助国民党“打回大陆”,较大程度上这是右翼势力情绪宣泄的体现。理性分析之下,美国政府认为助蒋“反攻”几乎没有胜算,且可能引发大战。在英国等盟友推动下,美国准备谋求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麦克阿瑟被免职成为美国狂热反共情绪回落的一个转折点。美方意识到,“反攻大陆”是蒋介石维持台湾地区军民士气的工具化口号,不能强行使其放弃梦想。但梦想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通过控制军援水平和方式以保持这个差距,是美国找到的有效方法。

混合战争中的情报保障研究

[研究目的]在混合战争中,情报保障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砝码,研究此问题对夺取未来战场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方法]采用文献梳理、质性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了混合战争中情报保障面临的挑战,探讨了未来混合战争中情报保障工作改善的对策。[研究结论]混合战争背景下,挑战来自于多维战场空间,情报保障主体多元,单一情报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情报战与其他作战样式混合,情报研判困难;社交媒体冲击传统情报;公开披露情报,情报武器化等是新趋势。面对挑战,从更新情报理念、技术与人工互补、反情报、社交媒体管控等方面入手,构建立体多维、一体化的战争情报保障体系,赢得战争主动权,夺取战争胜利。

关于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研究——以滇缅公路漾濞段为例

对滇缅公路漾濞路段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随着滇缅公路运输地位的变化,滇缅公路原貌保存较少,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随之弱化,且有些抗战文化已完全消失,不可恢复。为此,提出增强全社会对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的保护意识、深入挖掘滇缅公路抗战文化、建设完善滇缅公路抗战文化馆、成立专门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研、宣、保”队伍等措施来加强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全面抗战时期鲁少飞在新疆的活动及贡献

1939年10月,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来到迪化,在新疆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新疆的三年多时间,他以画笔为武器,服务全民抗战,围绕“抗日救国”“新新疆建设”等主题创作了大量漫画,成为新疆抗战美术宣传的先锋。他的漫画为唤醒民众、打击敌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同时,他通过教授绘画课程、办好漫画刊物、选编漫画书籍、参与漫画展览等方式,传播漫画知识、传授绘画经验,培育了一批各民族美术人才,为推动抗战时期新疆美术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及其历史经验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提高森林覆盖率,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产生持续、长久的生态效益,造福子孙万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亲自部署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通过制定和实施植树造林计划、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运动、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监督检查植树造林议案执行情况、构建完备的植树造林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使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不仅有效地改变了边区森林树木缺乏的自然面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促进了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的生产建设。边区植树造林工作的丰富实践,对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治思维以及人民主体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孙犁的文学“风景”与晋察冀抗战经验

受“纯文学”研究思路影响,孙犁文学往往被视为个性主义抒情、疏离革命政治的典型。不可忽视的是,孙犁的创作植根于晋察冀抗战语境,构成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具体到孙犁抗战文学的“风景”,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技巧或审美风格,而是包含着华北抗战的历史、意识形态以及作家自身文学观的生成过程。孙犁不仅擅长描绘白洋淀水乡的优美,也多写阜平山地的壮美,其中沉淀转化乡土家庭观念、建构军民共同体等历史经验。从温婉水乡到险峻山地,自然风景发生变化,但孙犁看风景的“认识装置”不变,一直表达对家园故土的眷恋、对故乡人民抗战精神的赞美。

职业化与政治化:抗战胜利后的“国定记者节”(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初期(1945—1949),新闻界举办各种庆典和仪式活动,纪念“国定记者节”,表彰报界先烈,提升职业形象,保卫新闻自由,新闻职业化水准明显提升。借助记者节及其年度盛会,民营报刊和政党报刊表达了政治意味浓厚的职业规划,彰显职业节日和媒介的政治化倾向:《大公报》《申报》和《中央日报》等运用“社会责任理论”,设计职业前途;中共报刊则提出“人民新闻事业”,主张“彻底改造新闻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改造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成为中共报刊在记者节的主要职业言说,这预示着新闻政策的彻底转型,新闻界被完全纳入政治轨道,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改造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中日军队在上高会战中的战略战术博弈

1941年的“上高会战”是日军首先发动的以打击国民政府第十九集团军作战能力、掠夺物资为目标的扫荡战,但日本在战略上摇摆不定、处于自我矛盾之中,在战术、军事行动上,各部亦未能有效配合,最终陷入国军的包围,损失惨重。而战前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可能要南进的战略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同时第九战区对于日军进攻上高、高安地区的可能性也有高度警惕与清醒的判断,并做过一系列战前准备。战时各阶段国军将领指挥得当,能够掌握主动权,军队多能按作战计划完成既定任务。在国民政府的恰当布置下,这场反扫荡战演变为颇为成功的围歼战,上高大捷被誉为“开战以来最有精采之作战”。总之,上高会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型战役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左权县抗战戏剧的文艺特征及当代价值

左权县抗战戏剧产生并发展于太行革命老区,作为政策宣传的有效媒介,它不仅丰富了抗战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广大军民的作战斗志,同时也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左权县抗战戏剧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深刻的革命性、广泛的群众性、直白的通俗性以及鲜明的政治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它作为一种文化创造,仍然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是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素材,是助推经济发展的名片,同时也为当代戏剧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山西抗战文艺实践--以《西线文艺》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线文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创办的文艺期刊,在进步人士的控制下,凝聚各地作家队伍,刊载了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和插画等多种文体作品,推动战地文艺的发展,加强了文化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它在战火纷飞的西线战场艰难存生,发展壮大,呈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后西线战场的文艺面貌,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对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

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副刊《青年呼声》对青年的宣传动员研究

《青年呼声》是《新中华报》的常设副刊,也是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青年的唯一“喉舌”。为了顺应抗战形势新变化,配合党的青年工作的开展,打破青年宣传舆论“真空”,《青年呼声》应运而生,并在宣传动员的内容主题、编辑策略、传播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广泛动员边区青年乃至全国青年投身革命、积极抗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展现了党的青年宣传工作的另一个面相,对当前党的青年宣传工作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于全球反恐战争转型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受美国全球反恐战略调整、国际恐怖活动快速升级和转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反恐战争正在经历一轮渐进的转型过程。全球反恐战争转型不仅意味着美国单边主义反恐政策的弱化、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作用的加强,还意味着国际社会反恐理念的进步,反恐领域的拓展,以及反恐斗争的长期化和机制化。全球反恐战争转型是国际反恐斗争从"9·11"事件以来早期的"应激式反应"逐渐过渡到理性、成熟阶段的客观进程。在全球反恐战争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反恐战略也应顺势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反恐话语体系、道义优势、国际规范与合作机制,既要为中国未来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也要为推动国际反恐领域的全球治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抗战期间华中大学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

抗战期间,华中大学辗转桂林,西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和开展科学研究。迁校入滇后,在哈佛燕京学社及当地社会的支持下,华中大学教师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民俗和社会等实际情况,运用国际通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语言和文化研究,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相关学者所做的研究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

抗战时期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轰炸,曾是一个国内外多方关注的焦点事件,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也是日本对华侵略非人道暴行的典型体现。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状况,既有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调查统计,也有后来学者的研究与探讨,但由于调查资料的庞杂和混乱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对于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状况的研究,必须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同时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原始档案的局限性,也许我们的研究永远也得不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最低伤亡人数。

论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做出的贡献

抗战时期,新疆400万各族人民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中,担负起了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开辟的兰—新—苏公路交通线、经过新疆的空中航线、从列城到叶城的驼运线,保证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源源运入。截止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款大洋322万余元。接纳了自吉林、黑龙江两省辗转来新疆的抗日义勇军24 000多人,还安置了1万余名无家可归、流浪到新疆的内地难民。新疆各族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在抗战时期得到了空前升华。

革命、裂缝、根据地

1927年后的中共武装革命,特别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是中共武装斗争的战略基地,中共革命的成长和根据地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中共革命是个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的过程,初期根据地的选择,必然是在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亦即统治裂缝地区。而由于敌手方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近代中国这样的统治裂缝特别明显,这就给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就这样在努力和机缘中奋勇前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医疗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医药资源丰富,并不存在绝对的缺医少药现象,为实施合作医疗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不断演进的保健药社是构建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路径;"私医入社"堪称合作医疗的伟大创举,即透露出陕甘宁边区西医药资源稀缺的窘境,同时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卫生合作社的诞生标志着边区的合作医疗发展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医疗,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对营造良好的乡村氛围,构建和谐的农村发展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探索与确立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在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从实际斗争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它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也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探索中的反复。"左"的一套战略方针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共产国际,需要寻找内部的原因。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才最终形成,到遵义会议后才确立。反"围剿"战略方针后来得到总结和升华并运用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场。

新时期东南亚地区反恐斗争的难点及走势

"9·11"事件已过去近10年,其间世界各地的恐怖事件不断,东南亚地区也不例外,这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东南亚各国政府日渐认识到合作反恐的重要性。

抗战期间日本对长江流域矿产资源的掠夺与我国军民的反掠夺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在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内,设立经济侵略组织"华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我国长江流域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矿产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对"华人苦力"(矿工)实施残酷压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始终坚持对日本进行坚决的反掠夺斗争,使日本矿业公司屡屡出现"情势恶化"、"军情险恶"、"愈显紧迫",警备队和职员"疲劳至极",以致不敢在矿业所"留宿",形成了对日本掠夺行为的有力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