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制裁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制裁国意图通过制裁措施改变被制裁国的政策和行为,被制裁国通过反制裁措施抵消制裁的消极影响。制裁和反制裁的效果归根结底有赖于制裁国和被制裁国的国家能力。金融制裁取代贸易制裁等传统制裁正在成为制裁和反制裁的主要场域和工具。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所依赖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具体指向和多重面向,存在着复杂性和技术性的特征。理解金融制裁和反制裁场域中的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为设计金融反制裁工具和措施提供理论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香港的制裁:发展演变、主要特点与应对路径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香港频施制裁,这既是美国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方式,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港制裁深嵌于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实践之中,其使用的制裁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经济制裁,打造负面认知,炮制涉港报告,拉拢“盟友”等。这些制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因意识形态相异对我国进行政治施压、频繁且较大范围对个人实施制裁、取消中国香港在贸易领域的特殊地位、在制裁中表现出逆转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试探。美国对港制裁也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抹黑“一国两制”、阻挠国家安全法律在中国香港实施、为盟友带来“示范效应”等多方面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从立足战略全局增强应对美国对港制裁的战略主动、树立长线思维依法划定美国涉港活动“红线”、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完善中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针对“关键少数”落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方面综合着力,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港制裁。

美国颁布TikTok禁令行为的定性及应对措施的研究

2023年3月1日,美国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颁布TikTok禁令对字节跳动进行单边制裁。单边制裁有一定的国际法合法依据,但是当制裁发起国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则应该认定该单边制裁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美国的做法未坚持善意原则解释和适用GATT21条,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禁止反言”原则,因此,美国对TikTok发起制裁的法律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同时,美国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单边制裁合法性的限度,违反了本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应该认定该单边制裁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为此,我国可以通过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谈判、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相关规定、在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形下实施外交保护、探索并建立我国“长臂管辖”制度应对美国此次的制裁。

大国博弈下美国对俄金融制裁新突破与俄反制创新:例证及启示

俄罗斯已成全球遭受国际制裁最多的经济体。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金融制裁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冻结俄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将俄部分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没收所在国俄罗斯人的私人资产;禁止俄用美元和通过美国的银行偿付债务,逼迫俄罗斯陷入债务违约;图谋对俄能源供应实施价格管制。俄罗斯积极实施反制裁措施,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列出“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实施精准反制裁;实施必要的外汇管制;对“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布进行天然气贸易结算;允许用卢布偿还国际债务;主动推进“去美元化”;计划建立新的石油定价基准,反制美西方能源价格管制问题。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重视金融制裁的经济效应;深入研究美西方对俄经济金融制裁的逻辑和规律;借鉴俄罗斯反制裁的创新模式,健全中国防范和应对外国经济制裁体系;降低美元的依赖,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人民币;加强多边合作,坚持对外开放格局。

单边制裁的非法性解析及法律应对

在当前缺乏专门国际规则体系进行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单边制裁越来越被个别国家所频繁使用。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法律定性的复杂性导致了对其不法性认定的困难。实践中,单边制裁的发起往往基于一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看,某些明显具有单边性质的制裁在法律性质上可能被辩解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多边制裁决议。从条约法来看,对国际条约相关例外条款的不当解释和适用可能为非法单边制裁的实施提供借口。从习惯国际法来看,超出反措施制度范围的单边制裁,尤其是受害国以外国家反措施的合法化则可能导致单边制裁的滥用。我国应加快完善反制裁法律体系以有效应对单边制裁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害,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论我国反外国制裁司法救济机制之完善

基于反制和救济的功能定位,我国反外国制裁司法救济机制应当遵循中央事权原则、威慑原则、比例原则。反外国制裁的司法救济机制是涉外交事务的特别诉讼,有别于普通涉外民商事诉讼,应当建立特定的诉讼规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应当完善集中管辖、审查层报、期间和送达、飞跃上诉等特殊审理程序,注意协调处理外国法院判决、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并明确歧视性限制措施、制裁条款效力、损失赔偿责任等核心实体性问题的认定。

WTO框架下取消俄最惠国待遇的合法性及现实启示——从GATT1994第21条的适用范围谈起

由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据GATT1994安全例外条款有期限地取消了俄最惠国待遇。在此期限临界之际,主要参与制裁的国家和经济体正考虑延长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地位。鉴于此,考察非直接参与冲突的国家能否基于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免除WTO协议规定的义务,界定GATT 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以乌克兰、加拿大、美国为样本分析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地位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认清西方国家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的实质,而且启示我们面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的严峻形势,要从俄罗斯制裁与反制裁中汲取经验教训,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新发展格局,降低对出口经济依赖,推动重塑WTO的权威性,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巨轮在逆全球化背景中行稳致远。

INGO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困境与应对

2021年3月下旬,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决定暂停对新疆良好棉花的认证,并与其部分会员企业联合抵制新疆棉花,对我国棉花产业及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正常竞争和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影响。BCI因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属性,其决定构成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管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恰逢其时,BCI及其决定适用于对该法规范的外国组织行为予以调整。美国等个别国家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其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的行为,应引起我国重视。有关部门可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将此类组织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我国应对经济制裁的反制法律机制

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与反制已实质内化为国家经济主权下的自主权力。鉴于经济制裁已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利益关系的常用手段,构建我国完备的应对经济制裁的反制法律制度既可以防患于未然,让潜在的贸易对手意识到挑起贸易纷争的代价,也可以对发生的贸易争端依法进行化解降温。剖析了美国的域外管辖权、分级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执行机制等经济制裁法律制度,并从主权平等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角度探讨了国与国之间经济制裁与反制的法律机理。为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我国应推进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经济制裁与反制法律制度,扩充经济制裁与反制的法律和政策工具箱,以法治防范和化解不正当经济制裁。

二级经济制裁的法理解构与反制裁逻辑

单边制裁对我国损害之深,以及建立完善反制体系之切,自不待言,其中二级制裁的逻辑解构是其中最为复杂的部分,但目前尚存诸多误解亟须厘清。二级制裁可追溯于伊朗制裁项目,以法定性、在先的一级制裁、公开标注和域外适用为要件。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都体现为具有域外效力的实体性制度规范,“长臂管辖”只是其程序保障机制之一。我国以欧盟为师的阻断和反制构建方法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制定全面阻断单边制裁的上位法,确立以“效果原则”为本的域外适用规则,同时应参照一级制裁机制来改进我国对外制裁的实体依据、程序机制和实施工具。

论中国遭遇反倾销制裁的原因和应对举措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对外贸易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反思中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制裁,令人痛心。结合反倾销的发展历史,分析我国所遭受的反倾销指控的原因,以及它的应对机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集监测与预防,应对与反击于一体的反倾销机制,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秩序,推动经济的发展。

我国企业遭遇反倾销制裁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 ,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反倾销指控中败诉 ,并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本文结合反倾销的发展历史 ,分析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指控的原因 ,以及它的应对措施 ,以便更好的维护我国对外贸易秩序 ,推动经济的发展。

反制美国次级制裁的欧盟经验及启示:单边抑或多边

美国次级制裁由来已久,欧盟曾采用多边路径进行反制,例如,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美国经济制裁立法的决议等,意图借助多边规则的权威性和约束力阻遏美国实施次级制裁,但是效果不好且执行力不强。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以来,欧盟转而采用单边路径对抗美国次级制裁,包括更新并启用《阻断条例》、创建贸易结算支持机制等,这些措施具有手段全面、效果直接的优点,在反对美国次级制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阻断条例》的阻断对象有限、各成员国对条例的理解不同、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运行条件严苛等固有局限,导致欧盟反制裁措施的实效有限。欧盟的两种反制裁路径各有利弊,我国宜适当结合并从中汲取有益经验,同时注意克服缺陷,尽快出台阻断法令,确定法令的基本制度,建立完善的阻断清单,保障法令的灵活性;积极推动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发展,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注重从国际法原理分析美国次级制裁的合法性,积极运用国际法规则反制美国次级制裁等,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以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

《反外国制裁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反外国制裁法》,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反对外国制裁的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法律。该法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除了阐明立法的依据、重申我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之外,还规定了反制措施适用的情形、反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反制措施的类型、相关组织和个人的义务、不执行反制措施的法律后果、反制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等。然而,该法的大多数条文都是宽泛的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今后还需要通过颁布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细化内部条款的内容,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协调好本法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金融制裁博弈:策略、效果与启示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较量的重要战场。参与对俄制裁的各方协同紧密,以推动俄罗斯债务违约、卢布贬值和形成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为主要策略。俄罗斯反制裁的主要策略包括:规制与激励并重以快速稳定国内股票及资本市场;推动卢布锚定天然气和黄金等硬通货以稳定汇率市场;强化俄罗斯与西方资本的利益联结以推高制裁成本;借助伙伴关系规避金融壁垒以拓展国际贸易;推动经济体系“去美元化”以降低整体风险。短期来看,俄罗斯抵抗住了金融制裁的冲击,但长期风险仍较高。西方国家也被制裁反噬,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加速、“逆全球化”形势加剧。中国应加快经济内循环建设,并以政策储备、国际市场刚性需求、多边合作和底线思维拓展反制裁空间。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反制美欧制裁的效果与启示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制裁措施,涵盖外交、金融、能源、贸易、技术和防务等多个领域。虽然俄乌冲突持续,但俄罗斯经济却没有如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预期的那样陷入崩溃。从制裁的直接目标来看,美欧希望通过制裁大幅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及发动战争的能力、从而降低其在战场上获胜机会的目标显然没有实现。作为效力强大的一种外交工具,经济制裁的效果依赖高度的多边合作和相互依存的经济全球化网络。经济制裁的影响不仅限于目标国的经济能力,更涉及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塑。美、欧、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制裁与反制博弈不仅导致全球能源市场的重新洗牌,促使俄罗斯对外贸易体系向全球南方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转向,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产品武器化的担忧。总结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制裁以及俄罗斯反制裁的效果和经验,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启发和镜鉴。

中国反外国经济制裁的历史、基本经验和现实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就一直不断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我国利用西方的矛盾和自身的优势,强有力地反击了他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梳理和总结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外来经济制裁的历史经验,彰显了中国在反外国经济制裁过程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魄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提出“积极斗争、主动防范、标本兼治、寻求合作、守住底线”的反外国经济制裁总体思路,为我国应对未来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他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提供指导意见。

经济制裁与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

近年来,美西方频繁地将经济制裁作为武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孤立”政策,以达到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由“被制裁者困境”所决定,发展中国家目前单独采取的一系列反经济制裁措施的效果都差强人意。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萌芽于各国的反单边经济制裁实践,通过构建全球以被制裁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力争同以美国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制裁企业网络相抗衡。在全球性的“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出现后,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就成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对中国而言,构建以反经济制裁企业网络为目标的反经济制裁国际合作,能够有效降低美国经济制裁对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从宏观战略和微观经济层面有效避免中美经济在短期内全面“脱钩”,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策略层面都具有其他反经济制裁措施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是当前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反经济制裁解决方案。

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

自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遭受美欧制裁后,八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被制裁与反制裁中挣扎、摸索。俄罗斯此次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欧通过制裁系统重要性银行、禁用SWIFT系统、冻结外汇储备、设置融资壁垒、高新技术及能源封锁等措施,对俄采取最严厉的极限打压,导致俄罗斯GDP增幅下降、卢布贬值、股市崩盘、通胀高企,并加剧债务危机。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提高关键利率、临时资本管制、保民生救企业、推出“天然气卢布”、宣布“俄概股退市令”、在俄外资企业国有化、加速使用替代SWIFT的SPFS系统、推动自身产业结构转型等一揽子举措,予以回击。西方的极限制裁让俄罗斯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但俄罗斯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经济的耐受力和民众的容忍度,以及一系列反制裁的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对冲了西方制裁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相关的反制裁行动很可能会产生“回旋镖效应”,对西方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