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县域土地利用生态友好性评价原理、方法及实践

实施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战略应当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和最佳切入点之一。在探讨山区土地利用生态友好性评价原理、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山区土地利用生态友好性程度分级系统及定量的划分标准,以推进山区土地利用生态友好性评价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云南省为实例,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对该省县域土地利用生态友好性程度进行了定量测算,评定了全省126个县的土地利用生态友好度等级。结果表明,云南省目前土地利用生态友好度(DEF)平均值只有48.01,属"不友好"级。全省约2/3的县目前在土地利用生态友好性上表现为"不友好"和"很不友好"级,其中1/5以上的县份表现为"很不友好"。尤其以滇东北中山山原区生态友好性程度为最低,各县生态友好度(DEF)值均低于40,均属"很不友好"级;滇东南喀斯特中低山区的生态友好性程度亦较低。

基于偏离—份额空间拓展模型的云南省边境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云南省边境县域具有特殊的地理区位,对维护边境安全、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桥头堡"战略及"中缅石油管道"建设中,边境县域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文中利用较新的偏离-份额空间拓展模型,以边境县域GDP、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数据为基础,对25个边境县域进行产业结构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25个边境县域第二产业空间产业结构分量为负值,说明第二产业发展落后,阻碍了县域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空间竞争力分量为正值,说明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高于空间增长速度,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根据空间产业结构分量、空间竞争力分量、空间总偏离量将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类型划分为发展优势区、发展平衡区、发展劣势区3种类型,并对不同发展类型提出发展建议。

云南省边境县域产业结构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对云南省边境县域GDP及第一、二、三产业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边境县域产业结构模式相同的在空间分布上趋于相对集中;第一产业对边境县域经济增长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有勐腊县;第二产业对边境县域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的有贡山县、盈江县、江城县、勐海县、绿春县、金平县;第三产业对边境县域经济增长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有腾冲县、瑞丽市、潞西市、景洪市、勐海县、富宁县;根据增长分量、产业结构分量、总偏离量将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类型划分为发展优势区、发展平衡区、发展劣势区3种类型.

不同地形特征下云南沿边村寨农户生计资产研究

依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指导,选取与农户生计资产密切相关的评价因子,建立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云南省25个沿边县域中具有不同地形特征的64个村寨生计资本进行了测算、对比和分析。研究发现,研究区生计资本总体水平偏低,不同地形特征下村寨间生计资本差异性较大,生计资本不平衡,针对不同的生计脆弱性,提出如下讨论:(1)人力资本上,着重加强和巩固教育和培训力度;(2)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上,加大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投资力度,加大加强农业合作组织的建设;(3)物质资本上,建议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媒体的建设;(4)在自然资本的脆弱性上,要在可持续性利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云南边境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差距及其均衡研究

均衡义务教育发展是义务教育性质的内在规定,也是我国实施全面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文章研究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的义务教育发展的县域间差距及其均衡。研究表明:边境县(市)的义务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云南省西部、南部和东南部边境县的义务教育比西北部和西南部发展现状好;边境县(市)内部义务教育质量差距较小,均衡度较好,教育师资和办学条件差距较大,均衡度差,教育机会差距最大,均衡度也最差。

云南普洱(滇——08)井水位的气压效率及固体潮效应

本文采用趋势值回归计算方法得出普洱井部分时段的气压效率为6.921毫米/毫巴,同时研究了水位的动态变化特征。对1982年8月到1983年7月的时均值,用勒卡拉兹(Lecolazet)方法进行了调和分析,求得五个主要日波群(K_1 O_1、Q_1、M_1、J_1)和五个主要半日波群(M_2、S_2、N_2、L_2、2N_2)的弹性系数(δ)及相位差(Δψ),并发现震前有异常迹象。

云南省边境县域产业结构合理性评价

采用偏离-份额空间拓展模型对云南省25个边境县域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将产业结构类型划分为优势型、均衡型、劣势型,在此基础上利用产业结构有序度测度模型对3大类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优势型产业结构县域产业结构相对合理,有待进一步调整;均衡型产业结构县域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劣势型产业结构县域产业结构极为不合理,县域经济增长点单一,基础薄弱,产业结构演进混乱。

甘肃礼县盐关井水位短临异常与滇北强震的关系

在分析了甘肃礼县盐关井水位20多年来的异常变化与邻近地区发生中强地震的对应关系基础上,着重就18年来井水位出现两次较大幅度的负异常与相距1000 km多的云南禄劝1985年6.1级地震和云南大姚2003年6.2级地震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该井很可能是滇北两个震区强震的“穴位”和灵敏点。

云南省县级公益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发展,信息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地加强。为了更好的对县级公益林进行管理与维护,云南省加强了对公益林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力度,其不仅使得公益林管理更具有完善性且还降低了公益林的管理成本、并提高了公益林的经济效益。本文将通过对云南省县级公益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主要目标进行分析,进而对云南省县级公益林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进行了阐述,以供参考。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云南省农产品主产区的划分

近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对农产品主产区划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基于国家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政策要求,采用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和短板因素,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云南省的粮食、油料、糖料等9类农产品进行主产区域划分,并根据县域所占农产品主产种类数量将云南省农产品主产区分为了4种级别。结果表明,云南省的一级和二级农产品主产区生产农产品种类较多,主要分布在滇东、滇西和滇西南部分地区;三级农产品主产区生产农产品种类较少,主要集中于滇南、滇中、滇北部分地区;非农产品主产区主要位于滇西北、滇中城市群、滇东北部分地区。

云南省县域边境地方贸易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借助CV系数和GIS空间分析刻画云南省县域边境贸易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模式,结合边境贸易发展水平模型,深入分析其发展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其边境贸易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云南省县域边境贸易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县域间总量差异较大分布不均,以西部瑞丽市、南部勐腊县为代表的县域贸易总量较高,而西南部西盟县、西北部泸水等县域整体贸易量较小。②2010—2020年,云南县域边境贸易发展格局变化差异明显,边境贸易中心呈“L”形特征,并逐渐向中缅边境方向转移。③同期,西部、东南部边境县域边境贸易发展水平较高,增速稳定;西北、西南部发展水平低,增长较快;南部发展水平较高,增长缓慢。④影响县域边境贸易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政策和交通因素,次要驱动因素为人均GDP,同时边境县域所对应邻国不同,其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

县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思考——以云南省为例

教育均衡作为教育公平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通过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及师生比等九个指标对云南省县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县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未得到进一步确立;历史"欠账"多;财力薄弱,教育经费投入有限;教师整体素质偏低。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调整结构,逐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增加资源,改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条件;强化师资,提高教师的均衡配置;定期监测,构建云南义务教育均衡评估体系。

明代云贵川桂民族地区乡试考官特点研究

运用数据统计、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汉族省份乡试考官与云贵川桂四个民族省份乡试的监临官、提调官、监试官、考试、同考、印卷、收掌试卷、受卷、弥封、誉录、对读、巡绰、搜检和供给官等十四种考官作了比较研究;最后提出了明朝廷是力图将汉族省份的乡试制度尽量不作改动地在民族地区推行、中央王朝对民族省份的科考人才的选拔是力图控制、在四个民族省份贯彻了乡试考官实行的"省内任职省外籍"和"省外任职省外籍"的两个原则、民族地区的科举制度存在弊端等四点评论。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为研究单元,探讨2008—2017年云南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揭示因子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相对差异维持高水平且变化不大,但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分异显著。(2)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由高至低的区域数量呈“纺锤”状分布演化。(3)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呈“东南和西部高,西南平衡,西北低”的空间特征。(4)影响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是旅游资源禀赋、交通通达度和GDP。(5)各项影响因子对旅游发展水平的解释力呈非线性加强或双加强作用,且因子解释力统计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多维贫困视角下县域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以云南25个边境县(市)为例

旅游扶贫是边境地区扶贫减贫的重要途径与驱动力量。基于多维贫困理论,结合联合国MPI指标体系构建了表征经济、教育、健康和生活四个维度,衡量个人行为能力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旅游扶贫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以云南省边境25个县(市)为研究案例地,采用Bootstrap-DEA模型对其2006—2016年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ArcGIS空间趋势模块和Tobit模型分别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研究表明:①时间序列上,碎化指数表明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在地理空间上经历了"离散—集聚"的发展历程,变异系数表征其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特征。②空间差异上,旅游扶贫效率呈现出"滇东南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滇西边境段"的格局特征,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空间惯性特征;空间变化趋势整体上表现出"东高西低,南北两翼低、中间高"的格局态势。③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交通通达性、市场需求规模和政府干预是云南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信息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各影响因子在不同边境段存在着影响强度和作用路径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