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鄂赣苏区的奋斗实践及革命精神

湘鄂赣苏区是多支红军部队的诞生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六个主要红色战略区之一。苏区军民坚持长达十年的艰苦卓绝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经验。这里不仅从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即开始创建根据地,也是全国最早进入、最晚结束三年游击战争的区域。它生长和积蓄了自身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其他苏区的斗争,书写了自己的光辉历史,并为苏区精神增添了颇具特色的湘鄂赣革命精神的内容。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博弈与建构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不仅在军事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更是举步维艰。为打破俄式革命话语主宰支配、回击国民党话语专制统治、争取白军士兵认同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挖掘话语资源,丰富话语内容,根据话语客体的话语特点创新话语形式,开展话语传播,进行对外话语叙事,逐步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和对外话语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权的博弈与建构,消除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歪曲话语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在中国广泛传播、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现给外界,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更大舞台起了巨大奠基作用。

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的构建

中央苏区建立在落后的乡村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法则严重制约着革命政权的运行。司法权作为政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新社会秩序,保障根据地人民民主权利的时代使命。为确保司法权的实现,中央苏区政权力图冲破乡村社会宗族组织把持的基层政权,尝试构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及其运行规则。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司法制度并不稳定,存在反复修改和不断废止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建设对于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政治法律化:中央苏区农业税制演化轨迹

农业税是中央苏区主要的税收来源,围绕农业税的制度构建为新中国农业税制提供了有益经验。由于处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中央苏区农业税制随战争形势频繁变更,表面上与现代税收稳定原则相悖,但却是践行战争使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治与法律两种治国手段在战争背景下互相助力之体现,同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苏区农业税制由法律建构,首先回答了自身正当性的问题,这既源于政权的外部赋权和自身给予不同阶级以不同税收待遇的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也依赖于内部不断合理化的制度修正。中央苏区通过立法逐步构建契合实际的农业税收秩序,将各地税收自主权统归中央,为农业税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为完成筹集财政经费的历史使命,中央苏区农业税制几经立法调整,税率从低到高,但仍较国民政府田赋制更为进步。而正因税负的逐步加重,加之战争的破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央苏区必须借助广泛宣传的政治手段,并在宣传中强调纳税重要性以完成法定的征税任务。

在改造中巩固:基于皖西苏区政权建设的考察

1930年,皖西苏区成立。为了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巩固新诞生的政权,皖西苏区积极进行政权建设上的尝试,包括成立特委、改造苏维埃、加强文化宣传等措施。通过这些措施,皖西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皖西苏区加强政权建设的有益历史经验,对如今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的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

“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促使我们回到理论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与他者的互动关系网络中,发现翻译理论建构背后的学术话语之争。以此视角,本文返回现实主义作为苏联主流文学话语、语言学派作为他者的历史语境,对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建设过程中的话语策略予以分析,揭示文艺学派如何通过在翻译本质层面建立包含价值判断的“艺术-技艺”二元对立结构,在翻译标准层面重启“忠实性”,在翻译方法层面援用苏联“现实主义”主流文学术语的策略,强调文艺翻译的艺术创作属性,建构自身在文艺翻译研究场域的权威,伸张文艺学派对文艺翻译研究的所有权。本文研究既为观照苏联文艺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又借此例阐明了翻译理论自身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生成性”特征,揭示出学术理论建构的话语实质。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权运作及其效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

苏维埃基层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鄂豫皖苏区基层政权主要基于党内政权建设思想和制度建构,通过自下而上、上下结合逐渐建立,并取得了重要成效,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充分实现了人民的组织化,增强了人民的政治认同感,改造了基层社会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基层政权是民主政治深入基层社会的现代性改革,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更有鲜明的创新性,为当前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有益启示。

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苏东剧变原因的新视阈

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原因是多元的,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深刻的教训,其中忽视思想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建设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惨痛教训。为有效控制西方国家思想文化入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有必要大力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

海权争霸与俄苏的兴衰及其历史反思

从海权的角度分析俄苏的兴衰是一个尚未有人进行充分探讨的问题。在数百年的争夺中 ,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具体说来 ,从俄苏海权扩张西进、南下和东进 3条线路中 ,西进战略较为成功 ,并促进了俄苏的崛起 ;南下和东进战略虽有所收获 ,但都遭遇挫折 ,尤其是南下的世界扩张战略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衰落。从本质上来说 ,地缘政治条件的制约、俄苏海权过渡扩张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构成了俄苏海权战略失败并导致国力衰微的根源之一。

借鉴俄罗斯经验积极发展我国集中供热事业

介绍了俄罗斯和前苏联 70年来集中供热发展简况 ,总结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若干经验 ,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建议我国加大发展集中供热特别是热电联产的力度 ,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 ,加快人才培养 ,把发展集中供热作为持续发展国民经济。

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及其当代启示

冷战爆发后,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美苏冷战的目标之一,而宣传战则是双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为了有效开展对外宣传战,美苏双方先后创建了专门机构来负责策划、实施、协调和评估对外宣传战,向对方阵营发起了宣传攻势,试图以此击垮对方,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美苏双方代表的是两大不同阵营,由于各自的对外宣传战略目标及对外宣传战机制的差异,使得双方的效果大相径庭,导致双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不尽相同。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借助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对冷战初期美苏双方对外宣传战进行探讨,可以从宣传战视角洞察美国逐渐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并最终取得冷战胜利的原因,对目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面临的国际话语形势具有借鉴和启示。

共产国际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看 ,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 ,就没有中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

论新民主主义检察权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检察权自苏区政权建立始,其发展历程直至我国独立自主的检察制度的建立,迭经撤废,步履维艰。由于社会制度选择的导向性以及边区政府的特殊性,在新民主主义检察权形成的过程中,前苏联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均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在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开放性和自主性要求,外在法域对我国新民主主义检察权的影响,又表现出与自身特色相呼应的拿来主义和阶段性特征,并不必然表现为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前苏联模式亦步亦趋的被动移植。

《青年实话》对苏区党政权力舆论监督的历史考察

轻骑队是苏区舆论监督的重要主体,"轻骑队"专栏则是《青年实话》开设的批评性专栏。《青年实话》对苏区党政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批评苏区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意识和革命意志等问题,揭露苏区领导干部养尊处优及其贪污公物的行径问题,批驳拥军与扩红运动中弄虚作假、强迫粗暴和消极逃避等行为,谴责苏区公职人员玩忽职守和无所作为的工作态度。《青年实话》对苏区党政权力舆论监督的整体原则是:报刊信息立场公开,批评工作态度坦诚;注重当事人均衡表达其意见,保持双方具有同等话语权;强调选稿内容的典型性,着眼于批评和解决问题。

一九九零年苏联修改宪法的行为评析

一九九零年苏联修宪的实质是废除共产党的领导权,将苏联的权力中心从苏共中央书记处转移到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总统委员会、联邦委员会。这次修宪是苏共的自取灭亡,其结果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对当前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热的冷思考

经过十几年的大规模扩招后,国内外激烈的教育质量竞争压力与生源危机迫使中国高校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与实施质量工程是其主要手段。但由于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受苏联式专才教育思想和理想化的通才教育思想的影响,加上官本位的强化与权力异化,导致一些高校的院系调整误入歧途。只有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打破僵化的人事体制,加强高校的民主体制建设,才能进一步完善高校院系调整机制,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教育质量,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何在?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苏共过分重视民主的实际内容而忽视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实践证明,没有程序和形式保障的民主发生了异化,背离了其初衷,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的侵犯。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苏共的执政理念也存在偏差,强国目标始终高于富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忠诚始终强于对民众利益的忠诚。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政权建设视野下苏区共青团的功能发挥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苏区时期的共青团组织严密且人数众多,对青少年富有凝聚力。它确保党和苏维埃的战略、政策、目标与要求得以快捷地在苏区青少年儿童中推行,并随之成为更广泛群体中现实的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组织充分动员广大青少年儿童参加苏维埃革命,在助推苏区基层政权建设、动员和输送青年参军参战、监督党和苏维埃政权以及为党政军组织培养和输送人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真正履行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职责。同时,通过反映和维护青少年群体权益,发挥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青少年群体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苏共政治软力量建设之意识形态发展困境及中国应对

政治软力量建设是执政党有效提高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而意识形态因其特有的功能成为政治软力量建设的重要考量。苏共在长达74年的执政过程中政治软力量建设之意识形态发展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深刻理解苏共政治软力量建设之意识形态发展遭遇的困境,能够更加深刻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西方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执政党政治软力量建设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四个自信",形成了中国梦,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生命活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就。

关于苏共执政方式转换失败的思考

苏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具有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等严重弊端。苏共对其执政模式的改革先后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苏共执政模式的衰败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新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换。在遵循适时、稳定和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变具有强制性、直接性、集权性、人治性的传统执政方式为具有合法性、间接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执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