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监察法规的基本属性研究

监察法规具有跨法和政治的鲜明特点,是连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桥梁纽带,是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方面,监察法规属于法律法规的一种,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符合一般法律的制定要求,具有一般法律的属性;另一方面,它也与党内法规相衔接,与党内法规的基本理念、原则要求保持一致,本质上是党内法规的法律形式表达,具有相较一般法律法规更为突出的政治属性。监察法规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建立在对其政治和法律双重属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之上。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监察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政治与法律密切交融嵌合的科学监察理论。以依规依纪依法为多元依据的相对独立支系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向度看,该支系统是通过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理论和实践经验提炼总结而形成的认识论范畴,其特定内涵和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石。从实践向度看,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宪法上确立监察权,重塑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在机构设置上,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颁行,更是推动了多元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理论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构成,也成为国家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的指引,还将推动以“对人监督”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督理念日益国际化,推动对监察权的再监督体系逐步从以自体监督为主转向以异体监督为主,确保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化、法治化,最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程序问题研究——以768份裁判文书为例

根据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法院作出的76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职务犯罪案件委托律师辩护率高;留置期限整体较长、解除留置后逮捕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适用率低;非法证据排除难;定案以言词证据为主,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成为此类案件典型的办案模式。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基于此,应当保障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和诉讼权利;提高留置措施的适用标准;明确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和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调取、出示程序;庭审中应当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加强证据审核,建立证人、鉴定人和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

监察机关留置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完成了从党内措施到国家监察措施的转变,成为监察机关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留置措施适用程序,特别是提请留置的程序、决定程序、决定的人员和方式、通知家属的内容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对被留置的对象作何处理,包括先行拘留,再根据案件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决定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程序,也需要研究和明确。监察机关将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后,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有事实和证据需要补充核实的将案件退回监察机关,此时案件仍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关押在看守所不应退回到留置状态,不应转移至监察机关办案场所。

论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

国家监察权同样存在被滥用和发生腐败的可能,必须予以制约和监督。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应当遵循有利于国家监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制约与社会监督并重、外部制约监督与内部制约监督相结合以及依法制约与监督的原则。对国家监察权的制约与监督包括执政党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的制约与监督,社会组织和社会舆论、公民个人的监督,以及国家监察机关自身的制约与监督等几种,并依主体的不同而需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程序。为保障对国家监察权制约与监督的顺利进行,还需要配套采取大力推进监察信息公开、保障检察权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以及保障律师在国家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依法执业的权利等措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出路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设置初衷是监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以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对象已经不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运行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职务犯罪侦查权具有专业性、秘密性、高效性等特征,综观世界各国立法,没有通过外行人以参与具体程序的方式对该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的先例。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民众参与检察的制度与实践,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回归其应有功能,即只对检察机关的公诉权进行监督,防止检察机关不当起诉或不当不起诉。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后,对监察委员会侦查行为的监督需要通过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来实现。

高校纪委监督权的配置——基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

党在高校的纪律检查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党内监督体系是实现高校党委对本校管党治党、办学治校全面领导的重要政治保障,需要充分发挥高校纪委专责监督作用。本研究基于高校内部治理体系,通过高校内部权力结构、高校党内监督体系、高校纪委监督权内部结构,逐层透视高校纪委监督权在高校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和职能特征,进而围绕党章赋予高校纪委的职责,分别探究高校纪委监督、执纪、问责三项职权的配置方式。

论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合理配置与规范运行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权力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关涉监察立法目标能否实现这一重大问题。《监察法》作为规范监察制度的基础性法律,为处置权配置勾勒了初步的框架,即处置权行使的独立性、处置类型的法定化和处置效力的强制性。处置权配置应遵循权力有限与职能分工原则,以能否实现监察全覆盖的目标、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原则及是否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为考量因素。从权力配置模式看,处置权在立法配置中呈现出了集权与分权、程序性权力与实体性权力、权力对抗与权力协同等三组模式的融合。在运行依据上坚持职权法定、在运行形式上坚持正当程序、在处置方式上坚持处置的独立性与协同性,共同构成了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规范化运行的路径。

监察委员会独立性地位的三个认识维度

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地位,是由宪法法律来赋予的。要准确把握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地位,应该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初心和监察权的属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形态、"一府一委两院"之间的权力关系三个维度来认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和使命,监察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监督权,监察委员会应该获得足够的独立性以保持其监督权的权威和力量。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又是相对的。监察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专司监察的国家机关,必须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既要考量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共性,更要考量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特殊性。监察委员会监察权的行使,受"一府两院"的配合和制约。"一府"对监察委员会应该是配合在先、监督在后,"两院"对监察委员会应该是监督在先、配合在后。

监察委员会的法理分析——兼论符合国情的监察制度之建立

我国现行监督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监督主体的多元导致了监督缺乏统一性和有效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和试点正是对此问题的制度改革。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符合党的领导的宪法原则;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的融合,是基于国情和现实的制度创新,保障了监察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也有效化解了针对"双规""双指"合法性的质疑。当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应受到严格监督,保障监察权在法治之下良好运行。这样,监察委员会才能有效行使监察权、监督公职人员勤勉履职。监察的实效性才是宪法和法律权威的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的构建

构建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举措,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实践根基和制度根基。构建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的原则性要求包括:“一套机构”是组织原则,“纪法贯通”是程序要求,“衔接配套”是制度规定。今后,应规范纪委监委组织机构的职责配备,建立纪委执纪与监委执法衔接机制,完善以《监察法》为中心的配套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体制。

从制度反腐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强化党内监督与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是当前制度反腐的两个重要支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11月7日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通过在试点地区设立监察委员会为全国范围内的监察体制改革积累经验,拉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帷幕。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创建对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合宪性问题、自身监督问题、与检察院的职能衔接问题等也有待从法理上得以解决,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人监察”抑或“对事监察”——论我国监察委员会监察权的边界

"对人监察"与"对事监察"是监察权对象指向的两层维度。前者是指监察权的指针对象仅为国家公职人员,无权对其他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与干预,表现为"权"对"人"的逻辑关系;后者表示监察权的指针对象为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表现为"权"对"权"的逻辑关系,但即使具有对"权"进行监察的监察权也仅具有事实上的对权监督制约效果,无权作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约束性决定。就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范畴选择而言,基于我国目前的法治国情及历史经验,应该坚持以事后为监察路径的"对人监察",而不能将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触角伸及到其他公权力运行的内部,以防止造成权力过度膨胀及干预的后果。

“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

本文分析了董事会的结构、独立董事的内涵;探讨了在我国公司“二元制”组织结构下如何引入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的实现形式)而建立完善的财务监督体系,如何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又以中国目前独立董事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点分析了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对策。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法规制定权研究

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法规”制定权是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国家监察委员会不享有制定职权性监察法规的权力,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且获得《立法法》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不能创设公民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不能制定涉及法律绝对保留事项的内容;“监察法规”制定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既不能逾越立法边界,也不能超越司法界限。

论检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其改革完善

为了科学构建检察机关案件决定机制,准确定位检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运用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外检察机关的案件决定机制的差异,研究了中国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研究表明:当前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不尽合理是影响检察委员会职能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检察委员会应当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其主要职责仅限于监督与评价。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宪制改革视域下监察委属性定位的法理逻辑

八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从宪制层面增设监察委员会行使国家监察权,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四位一体”的宪制模式。宪制层面设立监察委员会是运用中国特色政治改革方法论和顶层设计的理念对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重大革新,贯穿了从严治党与国家法治一体协同推进的反腐败全覆盖思路和国家治理逻辑。正确界定监察委监察权的法理属性要基于宪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宪法修正案文本、监察基本法的规定以及监察权运行现实样态展现的问题,从政治、宪法、法律及实践层面的多重视角进行深度理解和正确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