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论行政复议在化解税务行政争议中的主渠道作用

实质化解税务行政争议有利于和谐税收征纳关系、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相比于税务行政诉讼,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税收专业性更强、审理权限更大、审理范围更广。但因部分纳税人难以按税务机关的要求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无法取得行政复议权,导致中国税务行政案件不多。`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分散导致专业化税务行政复议人才队伍的建设存在困难,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的公正性、独立性等受到质疑。无条件赋予纳税人行政复议权,集中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等措施将有利于充分发挥税务行政复议化解税务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国际法院临时措施中的可信度审查:追溯与展望

当前国际法院临时措施制度中最活跃的问题之一,是对申请国权利的可信度审查。对申请国“权利存在可能性”的审查,经历了从考量因素到独立要件的演变。可信度审查是指在法律框架内,判断申请国权利主张处于从不可信到确定真实之间的某一位态,并据此决定法院应否对此权利主张采取保护行动。可信度审查有助于弥合临时措施制度的价值冲突,在国际法人本化的背景下,其对平衡国际法院不同角色间的职能冲突亦有重要意义。国际法院在进行可信度审查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权利为审查内容、是否满足证据要求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审查模式。为提升临时措施裁决的确定性,可增加“权衡”步骤对临时措施要件进行综合考量。

确认与审查: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功能二元化构造——基于“庭审结果预期”理论的延伸

自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应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以符合事实无争议背景下轻罪案件的公正与效率要求,是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当前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主要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庭审虚化、形式化。根据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结果可预期性特点,认罪认罚案件庭审功能呈现二元化构造,其一是确认案件事实,其二是审查“四性”,即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知性、合法性、真实性。因此,应进一步明确轻罪案件确认案件事实的方式和标准,将认罪情况记录、听取意见记录、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等作为自愿性审查的具体对象,明确“问答式询问”等庭审程序简化规则,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程序正当性。

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少杀、慎杀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刑事政策。因特定时期的需要而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长期、大范围下放,带来诸如死刑适用的标准不统一,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违反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严重弊端,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将死刑核准权收回。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是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最佳方案。并结合司法实践,就应否坚持全面复核、全案复核、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审理期限、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等如何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违反平等听证原则的司法审查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时,可因其违反平等听证原则而撤销之。平等听证系当事人的一项程序性权利,其内涵和外延不容易被精确界定,可能会被误用。从目前不服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的上诉情况来看,该理由已成为运用频率最高的理由之一。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体育仲裁裁决的情况来看,截止至2018年11月,共计撤销案件总数为10起,其中3起是由于仲裁庭未尊重当事人的平等听证权利,另有5起案件将其作为附带上诉理由。考察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实践可知:仲裁裁决的主体问题和附带问题均适用平等听证原则;违反该项原则的判定,需满足当事人充分举证、先前仲裁程序中以正当方式提及、事项可能影响裁决结果等几项条件。同时,未公开召开听证会、实体问题的裁决出现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均不构成对平等听证原则的违反。中国运动员应当熟悉体育纠纷的仲裁与司法审查途径,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待体育仲裁制度构建后,中国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可以借鉴瑞士法院的相关经验。平等对待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变"双轨制"为"单轨制",充分尊重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将司法审查的范围集中于程序性事项,力求构建体育组织、体育仲裁机构、国家法院等多主体的运动员权益保障机制。

足球比赛主场优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众所周知,足球比赛具有主场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发挥取决于多种因素。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影响足球比赛主场优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观众、旅途疲劳、情景熟悉性、裁判偏向、领域性、规则变化、战术指导思想及比赛任务性质等。并且,这些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主场优势。

行政允诺的性质及其司法审查——基于对司法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具有授益性、非强制性的行政允诺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鉴于理论上对行政允诺内涵、性质认定的模糊、司法审查实践的集体无意识,行政允诺置于混乱的漩涡当中。通过对行政允诺判决书的研读、梳理,发掘当前行政允诺司法审查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允诺内涵的重新界定、行政允诺案由区分标准的重塑,有序审理规则的构建,以期有效规制行政允诺行为。

日韩违宪审查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违宪审查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人权的基础性制度。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特点是以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为主体,通过具体的案件进行附带式的违宪审查,其审查对象是法律、命令、规则和处分。韩国则由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违宪审查权。日本和韩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均与我国目前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层面进行的宪法审查不同。考虑到日本和韩国在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有益做法,我国可以采取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置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同时各级法院对除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的法规等进行违法审查,这种二合一的模式符合我国的宪法框架,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论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对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是否需要经过法院的司法审查,理论界存在争议。但是,无论是从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初衷而畜,还是从法院工作的性质来说,仲裁裁决要得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必需经过司法审查。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及其他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法院应从仲裁协议、仲裁程序、适用证据以及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等方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

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尤其是没有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违宪审查较为薄弱。当今世界有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普通法院监督和专门机构监督三种宪法监督模式。中国应立足国情 ,总结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模式和经验 ,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即独立的宪法专门委员会 ,有效地审查和纠正违宪行为 ,以完善我国的宪法运行机制 。

中国行政司法监督的困局与出路

对国家行政权的行使实行全方面的密切监督,这既是传统法学的要义之一,又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法治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并相应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但中国目前的行政诉讼以及通过司法审查实现的行政司法监督,由于观念的滞后和体制的欠缺正处于欲罢不忍、欲进不能的困局之中。分析这种困局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走出困局的出路,正是当下中国法学界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尝试对此做些探讨。

论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

违宪审查制度在人权保障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违宪审查有着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结合各国传统,违宪审查模式衍生出司法机关审查、宪法法院审查、宪法委员会审查等三种模式。由于对人性的漠视和对权力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忽略宪法控权功能的立宪观念,使我国违宪审查机制迟迟没有启动。只有选择了适合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并使之真正运转起来,中国的人权保障才会有一个稳固可靠的制度基础。

欧美违宪审查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分析目前欧美一些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设计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该模式主张应在"人大"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专门审查机关,即宪法法院,宪法法院拥有司宪执行权和监督执行权,负责监督、追究违宪责任。期望以此来推动我国宪政监督事业的发展,达成使我国公民的权利在现实中获得可靠保障的目的。

司法审查: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必由选择

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并且缺乏有效性,必须予以调整。在可供选择的三种模式中,司法审查模式是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必由选择。考虑到我国法官素质较低和地方保护主义猖獗的现实,必须对司法审查模式作适当微调,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司法审查制度,即:所有的人民法院都有权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但是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宪事审判庭)和下设的十五个专门的宪事法院才可以宣告法律违宪而拒绝适用。

大区巡回法院:一个现实主义的进路——以死刑复核程序为例的分析

法院对于社会纠纷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现有法院机构设置存在显著的缺陷,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以死刑复核程序为例,死刑复核权的回归带来了最高人民法院机构的膨胀,以书面审为主结合调查审的新方式并未能解决复核程序行政化的问题,纠正错案的制度设计预期也并未真正实现,集中复核还带来了申诉、上访问题的集中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合理化最高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构建大区巡回法院以及听审程序的设计,是现实主义的改革路径。

论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及限度

民事执行和解是债权人对既得权利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事人意思对公法程序的突破,不可仅以当事人合意为其生效要件。分析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厘清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考究执行效益与司法资源的保护,进而确认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落实司法审查的限度,进一步完善执行和解司法审查制度。

知识产权案件越级上诉程序构造论——《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法教义学分析

在国家层面确立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越级上诉"无疑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变革,但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仅仅是粗疏的越级上诉规则,亟需以法教义学为基础进行合理解读与"补丁式立法"。缘于审级制度的差异,我国的越级上诉与域外之"飞跃上诉"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越级上诉的合法要件包括有法定的越级上诉对象、上诉人应具有越级上诉利益、符合法定的越级上诉程序三项。而对于越级上诉案件的审理,知识产权法庭则应将精力放在法律问题的解决上,主要审查法律适用是否合法。在此基础上,对于越级上诉的裁判主要包括以不合法裁定驳回,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以无理由驳回,以有理由撤销原判并自行改判四种。

北宋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权

宋朝审刑院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司法机构。由于种种原因 ,学术界对其设立原因和机构性质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 :审刑院设立的目的是分割中书司法职能 ,限制宰相权力。本文通过对大量宋代基本文献梳理解析而得出的结论是 :①审刑院设立于淳化二年 ,设立目的是“慎刑” ;②审刑院并非分中书刑房而设 ,北宋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中并未排除宰相机构 ;③北宋宰相权力得到皇帝和群臣的支持 ,并未因审刑院的设立而遭到削弱。在此基础上 ,本文指出 :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是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一脉相承的基本特点 ,宰相兼理司法的历史链条在北宋时期并未中断 。

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

法国在2008年宪法改革中于原有的事前审查制之外创立了合宪性先决程序,在普通诉讼中若发现已生效的法律侵害基本权利,可终止案件审理,将合宪性问题提交宪法委员会。合宪性先决程序的核心是基本权利保障,并且这种保障基于法律的考量而启动,宪法委员会的审查程序也是裁判性的,因此,宪法委员会实质上已然是个"宪法法院"。合宪性先决程序连接了普通诉讼程序与违宪审查程序,将对法国的违宪审查、基本权利保障和普通司法体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