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能动司法背景下城区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为中心

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的“花乡做法”表明,诉源治理是当前城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诉源治理基本上覆盖了纠纷发生前后全过程,纠纷发生前主要以风险预测为主,纠纷解决中则以工作指引、调解指导及裁判说理等方式为主,纠纷解决后则以司法建议为主。人民法庭的诉源治理策略贯彻着“政策—法律”“跨界—守界”双重逻辑,前者是人民法庭的一般逻辑,而后者则是城区人民法庭的特有逻辑。双重逻辑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城区人民法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应从分工转向合作,通过诉源治理增强分工合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与其他非司法性力量协同解决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

再论受教育权——基于“理由束”方法论的分析视角

对于“何为受教育权”这一问题,既有的受教育权方法论并未提供有效的应答策略。描述性方法论界定的受教育权概念缺少区分性和普遍性特征,评价性方法论因无力解决并不稳定的教育价值立场问题而使得受教育权概念陷入正当性“陷阱”。对此,在理由论的基础上,受教育权可被视为依附于一束理由的“要求”。在该“理由束”中,结合欧洲人权法院相关判决,受教育者的自我实现是初级内在理由,平等接受教育为次级内在理由,而包括国家干预在内的其他理由则构成外在理由;受教育权的初级和次级内在理由属于立法范畴的理由,又因无法在立法上穷尽外在理由,所以外在理由被分配至司法范畴。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十大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法院参与乃必然趋势,各地在理论准备不足、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索,其困难和困惑自不待言,法官在参与该项工作时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法院如何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问题包括法院参与的理论基础、职能作用的发挥、法院开展合规审查考察期的确定、法院进行合规审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和适用的诉讼阶段、从宽幅度的把握、考察报告的证据属性、法院如何为申请进行合规审查的被拒企业及其责任人提供救济、刑事合规在法院审判中的刑法适用、容错机制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必要性等十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可以为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理念革新与路径优化

经过几年的实践,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果,但也呈现人民法院的职能与界限缺乏清晰性、角色和职能存在模糊性、人民法院事实上成为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诉前治理异化等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革新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应该看到:诉源治理进程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诉源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而是纠纷的终极化解;诉源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纠纷解决的多元性。据此,基层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应重点通过审判实质化解纠纷,着力完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积极融入构建诉源综合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化解乡土纠纷的前沿阵地作用,提速智慧法院建设。

国际体育仲裁院足球培训补偿争议裁判法理

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等方法,对国际足球培训补偿机制与其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判例进行研究,认为:国际足球培训补偿的合法性来源于欧盟法律基于足球行业的合法性目标所给予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让渡,其性质是职业足球对业余足球或草根足球的反哺机制,其补偿权是国际足球联合会为培训俱乐部在球员转会后获得补偿而创设的一种债权;在足球培训补偿争议的处理中,CAS通过审查培训补偿触发条件和例外情况来确认培训补偿是否到期,通过确认权利主体、补偿权的放弃来明确培训补偿权利,通过审查培训补偿义务主体、义务拒绝以及是否存在规则规避以明晰培训补偿义务,并形成了相应的裁判标准。研究启示:我国足球利益相关者应按照诚信原则履行其权利和义务;足球监管机构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健全足球行业实施保障机制;体育仲裁机构应依据公平原则建立足球培训补偿争议的审查和裁判标准,从而充分保障足球培训补偿实施的公正有效。

司法“去地方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证据

高质量法治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地方化”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地方保护的一种体现,阻碍着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便是中央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本文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巡回法庭设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司法“去地方化”制度创新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巡回法庭能显著提高覆盖区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在更易获得地方保护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补贴倾向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不会受到企业所在地是否是巡回法庭驻在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是巡回法庭设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提供了新证据。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环境司法强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ESG体系建设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9年至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即环境司法强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此作用具有长期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法治环境较好、司法独立性较强、环境执法强度较高的地区,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有过诉讼或环保行政处罚经历、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环境绩效较低的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环保法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治理加强、社会关注提升和信息披露水平提高来实现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国际体育仲裁院球员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争议的裁判法理

职业球员可以基于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而不受到体育处罚是国际足球转会规则的特殊规定。运用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归纳法,分析体育正当理由规则的本质,研究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球员体育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争议判例。研究认为,体育正当理由是国际足联为保护球员积极工作的权利而制定的规则;在处理此类争议时,CAS审查构成体育正当理由的要件包括成熟的职业球员、低于10%的出场率、赛季后15天内终止合同的期限及球员的个人情况,其中前三项要件必须累积满足并事先发出警告,才构成体育正当理由;CAS审查遵循保护球员人格权和维护合同稳定的原则。我国职业足球应保护球员积极参加比赛的权利和维护合同稳定,并通过严格的仲裁审查和扩大审查范围来促进保护球员积极参加比赛的权利和维护合同稳定之间的平衡。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宫廷剧中值得推崇的“她力量”——以《卿卿日常》为例

宫廷剧是我国颇具特色的剧集类型,近年的“她题材”宫廷剧关注女性群像,反映出女性在爱情与事业等方面的不同处境、成长和蜕变。“家和”应是宫廷剧体现的朴素且持久的家国观念与理想,和衷共济应是宫廷剧中值得推崇与守护的“她力量”,也是宫廷剧中女性群像重构与突破的根本方向。

因地制宜:基层人民法院职能定位和履行的地方性问题——以法律地理学为视阈

随着2021年启动的“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停止,现行各级法院职能定位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问题、无需改变的存在。但实践中,四级法院在审判职能和其他职能定位和履行两个方面,仍然存在如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优化权力配置、凸显正当程序价值的现实需要。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基层审判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纠纷解决和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差异极大,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在案件构成、法官办案能力以及办案人员配置等方面往往存在明显差异。运用法律地理学侧重于人、地、法之间的影响与关系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地区基层人民法院职能的地方性差异、特点和优化路径,能够为完善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智慧法院建设中科技创新的方法与路径

智慧法院作为一种新的法院运作形态,是法院科技创新成果的系统集成,但在建设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科技焦虑的问题。科技焦虑主要是由于回应社会需求、响应政策调控和追逐技术浪潮而滋生的,通过科技创新疏解科技焦虑的过程要受到司法伦理、司法安全、司法成本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科技创新应遵循回到基础建设,加强数据知识平台建设;回到业务需求,进行场景化地创新;回到技术应用规律,遵循从产品到服务再到咨询的创新顺序等原则。以法院整体发展和改革的视角看待科技创新,依次通过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实现科技创新,并带动整个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健康发展。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讯问被告人程序改革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心在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然而,我国刑事法庭调查阶段讯问被告人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了庭审实质化的明显阻碍。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对庭审走向定调、确定被告人认罪态度及案件争点和与控方优势暗合的实际作用。比较研究表明,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设计应始终遵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的基本理念。我国的讯问被告人程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共同形塑下的产物。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对该程序进行改革,赋予被告人选择是否作为控方证人接受检察官询问的权利,凸显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优化调整庭审布局,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落实,进而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法院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解纷方式。近年来,法院调解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念固化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的窘境。一方面,调解未能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偏低常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的预期落空,如果调解无法真正内化为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自觉选择,便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调解。因此,在当前法院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背景下,如何使调解真正助益案件分流且能够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审案压力,并尽可能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在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同时逐步克减执行案源,将是法院调解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理念的更新及制度的优化,包括建构真正由法院主导的附设调解机构、确立强制调解制度并厘定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协同保全制度促成调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将有望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民法典》第193条(诉讼时效之职权禁用规则)评注

《民法典》第193条规定了诉讼时效之职权禁用规则,该规则与抗辩权发生主义的精神一致,但涉及的诉讼时效规定比抗辩权发生主义更为宽泛。本条适用于诉讼、执行、仲裁等法律程序已经启动的场合。“不得主动适用”包括不得主动审查诉讼时效事项和不得主动将诉讼时效事项作为裁判依据。法院不得积极释明诉讼时效,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消极释明。本条中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是指当事人用以抗辩或者反抗辩的相关规定,不包括与当事人权利及意思无关的规定。法院遵守本条未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当事人不得以此作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理由;法院违反本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构成实体审理中的适用法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