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转破”衔接机制司法思考及完善建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的多样化,执行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加,而因被执行人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形也日益普遍,导致了执行难的问题愈发严重。在这一背景下,“执转破”机制作为一种将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相衔接的制度安排,逐渐受到法律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分析“执转破”衔接机制的价值所在和在实践中的存在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即完善法律框架、加强法院职能分工与协调机制、提高当事人参与度及权益保护力度,以期为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健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论民事执行担保——以完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为中心

民事执行担保作为暂缓执行的要件之一,具有扩大可执行财产范围、解决执行难的独立功能和价值。这项公法上的制度,是中国独特语境下的产物,但在近年来遭到了来自私法的冲击与挑战。通过对比执行担保与民事担保、域外作为“假执行”障碍的担保及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可以更准确地界定民事执行担保的性质与特征。对民事执行担保要件与效力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完善。

文物医院基坑开挖阶段邻近城墙沉降监测分析

以文物医院建设期间基坑开挖对故宫西侧城墙的沉降监测为实例,采取实时自动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邻近城墙的整体变形和局部变形进行监测,为类似工程的监测及城墙类文物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结果表明随着基坑开挖,城墙基础沉降及局部变形逐渐加大,直接影响到整个施工区域附近城墙的基础沉降及顶部水平位移,对城墙东立面形变的影响主要在施工区域的两端。为此,在文物保护区内进行基坑开挖,需要加大基坑支护等措施的力度,避免基坑开挖期间周边文物建筑受到不良影响。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指在证券执法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通过与被监管者协商,就特定的被调查行为达成和解,以被监管者自愿的作为或不作为代替形式上的行政处罚,从而终结案件的一种执法机制。我国在立法层面确立证券执法和解制度需要解决好和解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和解内容和效力等问题。

我国专利侵权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的构建

对于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体系而言,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的工作构想。我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确立了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为主导、兼顾行政执法的方针。基于对国外相关制度的研究,并结合国内当下的实际情况,我国专利侵权纠纷各项解决机制的特点需要进一步明确,各个机制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澄清。就专利侵权纠纷而言,法院的司法保护主导作用应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应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管理机关或专利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职能,提升其行政服务的能力,并结合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形成以新形势下"大保护"格局为中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利侵权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

论执行和解协议的不可诉性

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做出之后,若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被申请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申请人所能采取的救济措施只能是请求法院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恢复执行。从法律理论层面上讲,执行和解协议的不可诉性是由其自身性质、效力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决定的。从司法实践面上讲,执行和解协议也并不具有可诉的价值。

论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完善

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有利于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快法院判决的履行,实现当事人的权利。基于对法院权威的维护、生效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以及程序保障的考虑,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民事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性效力,这不利于执行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为了更好的保护执行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于履行方式的变更以及为债权的执行提供担保的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允许执行债权人通过诉讼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作为纠纷解决模式的执行和解规范化研究——兼评最高院指导与参考案例两则

执行和解是和解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执行阶段的应用,具有独立的地位,旨在解决执行名义之后产生的"二次纠纷"。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属于"形式的执行和解模式",在实践应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应当承认其"私力救济"的独立地位,允许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保障当事人诉权。

民事诉讼和解的瑕疵及其救济

根据英美法等国家的理念,诉讼和解为私法行为,达成的和解协议亦为私法上的契约。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如果诉讼和解具有瑕疵,只能援用撤销合同的理由进行。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诉讼和解兼具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的性质。如果诉讼和解具有瑕疵,存有提起再审、继续审判、提起新诉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四种方法寻求救济。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司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缓解执行难、提高执行效率等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背景之下,从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出发,结合该制度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实践现状,归纳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具体情况提出完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协议的相关问题

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其实质就是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过程。刑事和解协议性质上属于非典型的公法契约,其对双方当事人有拘束力,对检察机关没有拘束力,应当赋予其执行力。由于和解协议效力的不确定,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救济途径。

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执行程序是诉讼活动中达到审判目的、取得应有社会效果的重要阶段。通过对法院执行工作现状的剖析,提出了若干对策及设想:设立流程管理程序;监督制约权力;制止再审申请人滥用申请暂缓执行权力;健全执行和解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举证责任;严格义务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程序;设立违法执行和执行失误的救济程序;规定法定执行措施;严格审限制度;取消执行通知书等,使执行活动实现公平和高效率。

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原则的论争与评析

各国在解决金钱债权的执行竞合问题时,有优先主义、平等主义和折衷主义等立法例。学界对各种原则的优劣论争由来已久,至今仍无定论。我国目前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的原则既未采优先主义,也未采平等主义或折衷主义。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作出了相当细化的规定体现了其在相关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良苦用心。由于我国破产立法最终会采用一般破产主义,为与之相协调,我国今后关于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原则的立法选择应为优先主义。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以《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为中心

中国当前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存在权利救济情形过少、权利行使主体单一、权利行使方式不当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是基于立法者忽视执行和解协议天生具备的私法属性,采取债权人中心主义与效率价值优先理念违背了利益衡量理念和多元价值衡平思维。为完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理念上,应以比例原则与效率与公正衡平原则指导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在具体规则上,应修正将执行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完全等同的制度设计:在权利救济情形层面,划定除显失公平外的所有实体法效力瑕疵为权利救济情形;在权利行使主体层面,根据实体法效力瑕疵类型重新界分权利行使主体;在权利行使方式层面,增设执行完毕后当事人权利实现的诉讼程序。

我国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竞合之清偿原则研讨——兼论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之存改废

当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复数债权人的金钱债权时,即会产生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竞合现象。解决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竞合的清偿原则主要有三种:优先清偿、平等清偿、团体优先清偿。在实行有限破产主义的背景下,我国总体上适用的是以平等清偿为主、优先清偿为辅的混合清偿原则。但我国平等清偿原则下的“参与分配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今后立法的改革方向应是坚持优先清偿原则,并倒逼破产法实行一般破产主义,以使二者实现无缝对接,形成制度合力。

“案结事了”理想的实践障碍及其超越——基于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实证分析

尽管调解结案相对于判决结案的优越性重新得到肯定,但调解结案的"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却出现弱化趋势,相当部分调解案件"案结事不了"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探究原因,从调解程序参与者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义务人的不当参与调解与法官不适当地寻求"案结"利益而罔顾"事了"目标造成的。为此,应从杜绝义务人不当参与调解和防止法官不当主持调解两个层面,对诉讼调解相关制度作一重构。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裁决执行的合理期限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取决于其裁决能否被有效地执行,而合理期限在裁决执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审查程序、补偿报复都是在合理期限的基础上进行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裁决执行的合理期限是在GATT框架的基础上改进的,但是一项制度随着时间和现实的变迁就会出现不足和滞后性。现行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裁决执行的合理期限的不足处是合理期限的界定不清和被恶意利用,此不足处可以从对合理期限的界定和对败诉方的约束方面进行改进。

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工程造价控制

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即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目标就是工程承包合同价,此阶段的工程投资强度远远高于其它阶段。本文从造价工程师的角度,分析如何做好建设项目实施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

行政强制执行和解的实现:以制度设计为抓手

执行和解规定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和解制度在执行领域中的适用。该制度的设立不仅在理论上解答了行政权能否处分的疑惑,还在实践中弥补了法律强制力的不足,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保障了个案正义,是我国立法上的制度创新。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立法初衷未能贯彻落实。应从完善程序、主体与协议效力等方面入手,保证执行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