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生品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

2022年4月,《期货和衍生品法》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期货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是结算参与人共同对手方”。这是我国在法律层面首次确认中央对手方概念。中央对手方机制发源于期货市场,并因“合约履行保障者”的功能在期货市场的历史演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金融危机后,符合条件的场外衍生品合约应进行中央对手方清算被确立为各国场外衍生品改革的一项首要原则。在全球监管改革进程中,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逐渐带有提供准公共服务的特征,在“合约履行保障者”身份基础上叠加了“市场风险管理者”的特点,清算机构不再是单纯的商事服务提供者,还承担着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作用。与此同时,全球一些大型综合清算机构逐步形成,同时为场内外交易提供清算,成为重要的跨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我国中央对手方清算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业务区分与监管区分,尚未形成融合发展的综合清算机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在全球中央对手方清算融合发展背景下,应关注场内外清算融合发展的法律制度保障,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竞争力,为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基础。

激励场外衍生品交易进入我国合格中央对手方集中清算的研究

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规模巨大,具有个性化程度高、交易方式灵活等优点,但同时存在杠杆高、流动性参差不齐、操作风险大、价格缺乏透明度等问题,汇聚在非集中清算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中的庞大风险敞口是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一大因素。集中清算制度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一项成熟和稳健的金融制度,它曾多次帮助西方国家缓解了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过去在国际上,集中清算模式仅依靠市场的“自然选择”,一直无法占据主导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性,各国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要运用强力改革举措把场外衍生品“推入”中央对手方集中清算。本文着重比较场内外衍生品在各种清算模式下的主要差异,借鉴全球衍生品市场改革经验,探索如何激励我国场外衍生品交易进入中央对手方集中清算。

论中央交易对手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

场外衍生产品交易被认为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次贷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际金融组织都加强了对场外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其中,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防范的重点。由于中央交易对手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场外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中发挥重大作用。本文厘清了中央交易对手的概念、类型和发展历程,阐述了其在场外衍生产品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及需要关注的问题,并给出了结论与展望。

关于场外衍生产品市场引入中央对手的思考

随着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降低相关系统性风险,中央对手这一概念逐步引入并应用于市场。文章就引入中央对手的历程、意义以及所存在的困难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现状及发展,提出引入中央对手清算在我国衍生品市场未来发展前景下的潜在意义及存在的困难,并对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引入中央对手进行简要评估。

我国商品互换场内集中清算趋势与路径分析

2009年G20匹兹堡会议后,世界各国对场外衍生品场内集中清算的相关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推动场外衍生品进行集中交易和清算已经成为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由于场外衍生品具有明显的定制化特性,场外衍生品如何进行中央对手方集中清算一直是近年来监管部门和清算机构考虑的主要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实际上就是个性化产品全部或部分标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本文结合国内商品场外衍生品市场实际和业务实践的经验,指出我国商品场外衍生品市场存在的找交易对手难、机构发展不均衡、实体企业参与不足和风险处置难等问题,对我国商品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标准化建议,特别是对于违约风险的处置措施,提出中央对手方并不完全适用终止净额结算机制,建议参考场内期货市场建立强行平仓等违约风险快速处置机制。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发展动态与趋势

次贷危机以来,中央对手方清算作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关注,对于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风险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央对手方清算在交易商与交易主体的激励、道德风险与风险管理激励、合约标准化、中央交易对手的协调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阐述了后危机时代中央对手方清算发展情况及发展趋势。

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问题探讨

信用衍生品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信用衍生品市场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控能力,提高金融市场效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信用风险衍生品市场规则、监管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后危机时代,国际信用衍生品市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就市场的建设、监管等问题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本文回顾和分析了信用衍生品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梳理了危机后各司法辖区针对信用衍生品监管缺陷问题对相关法律体系、监管规则和监管框架的调整;对我国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发展前景及限制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国际信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规律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状况,对我国稳步推进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美国对信用衍生工具监管变革看我国信用衍生工具市场发展

在美国金融危机中,信用衍生工具曾经扮演着扩大和传递风险的作用。因此,如何借鉴美国对信用衍生工具的认识和监管,将对我国在"规范"中发展信用衍生工具市场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境内商品期货交易所开展场外衍生品中央对手方集中清算可行性研究及路径选择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场外衍生品实施非集中清算的种种弊端,于是2009年G20会议后各国决策机构纷纷出台政策要求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在电子交易平台交易并进行集中清算。本文通过境内外交易所对于场外业务清算接入和清算模式的对比,从政策制度、技术标准等角度阐述境内商品期货交易所开展场外衍生品中央对手方集中清算业务的可行性,同时在如何实现的路径选择上提出合理化建议。

欧美CDS市场改革与中国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市场制度设计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管理信用风险的手段,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增加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本文在分析全球CDS市场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CDS合约特质、违约风险的不稳定性、交易集中和信息不对称四个角度,分析CDS产品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为了完善中国的CRM市场,必须丰富产品品种;引入影子银行体系,优化投资者结构;完善CRM市场的定价机制;完善中国的中央清算机制,由市场选择估值方法,健全信用评级体系,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

场外衍生品市场清算机制转变研究——基于利率互换合约的检验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场外衍生品成为金融风险传递、放大的重要渠道。后危机时代,金融界普遍认为引入中央对手清算是控制场外衍生品市场风险、提升市场效率的有效手段。基于此,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央对手清算机制对场外衍生品市场效率的影响,并提出应从扩大中央对手清算覆盖范围、加快落地参与者经济激励措施以及促进跨境监管协调三个方面优化我国银行间市场清算机制,以促进市场效率提升。

中央对手方清算:做好衍生品市场的防火员

由于缺乏有效的信用风险计量方法和有效的信用风险对冲工具,信用衍生品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本文在分析我国推出有效信用衍生产品的急迫性基础上,对信用衍生品的监管和中央对手方清算进行了探讨。

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十年间的变化

过去十年中,全球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记录了CDS市场未清偿金额的下降情况、集中清算的增加以及潜在信用风险敞口的演变。分析发现,由于标准化指数产品及其通过中央对手方进行清算的增加,CDS合约的净额结算也随之增加,并进而导致交易对手风险进一步降低;潜在信用风险已转移至拥有较高信用评级的主权证券和参考证券投资组合;信用风险在各个交易对手类别中的分布大致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