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Green Credit

At present, China’s green credit marke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for green financing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financ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 related data and inform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which is existing in China’s green credit by figures and examples from aspects of detail standards of policies, the matching level between deposits and loans and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avoiding environmental risk. Fur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oblems.

金融支持碳普惠制发展研究:制约因素、实践经验和对策建议

金融支持碳普惠制发展能实现微观领域碳减排和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的双赢目标。本文基于我国碳普惠制试点实践,分析我国碳普惠制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在借鉴国外有关碳普惠制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索建立以金融碳账户为核心的碳普惠发展机制,从搭建碳征信服务体系、量化碳减排核算标准、优化绿色金融管理机制、完善正向激励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助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会影响审计收费吗?

本文以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审计费用,且企业获得的环保信用评价等级越高,被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通过信息风险机制和经营风险机制降低了审计收费,即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通过提高公司的环境信息透明度、缓解盈余波动抑制了公司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使审计师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以及信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研究丰富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合理引导企业持续改善环境行为、助力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等均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和民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国家从多方面出台环保政策规制企业行为,绿色信贷便是从银行金融业出发,通过限制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放贷行为,促使企业经营更低碳环保。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使用词典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环境信息叙述性披露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确实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有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模块中有关环保的叙述性披露更多,更具体且更具有可读性;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还探究了该影响的中介效应,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既能直接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能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环境代理成本使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此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会对该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国有重污染企业会披露更多、更具体的环境信息;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倾向披露更少的环境信息,但披露的可读性更高。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品牌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经验证据

城市品牌作为城市的“金字招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的同时,也为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文化滋养。然而,鲜有研究从城市层面关注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品牌建设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城市品牌建设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吸引风险投资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家精神;(3)环境不确定性和财政自主权是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边界条件,当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或财政自主权较高时,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于中部地区、小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品牌建设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在东西部地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不仅为政府持续推进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企业家实现事业发展和价值追求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绿色信贷的实施是否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

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企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管学历背景较高、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提出应从前端治理开始引导企业最终实现绿色化发展,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

法成令修:新《环保法》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效应延伸到债券市场,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和违约利差之后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债券违约利差,对流动性利差未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处罚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会随着客户集中度的降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以及企业积极改善自身环境绩效而减弱。本文的研究对评估新《环保法》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国贷款人民事责任的探索与法制建构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信贷已经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当前我国绿色信贷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基础性的贷款人民事责任尚处于空白状态,具体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及责任形态均不明晰。其成因主要在于我国贷款人民事责任归责理论仍在争议之中,适用传统的归责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贷款人民事责任的建构须以明确的贷款人归责理论为基础,贷款人的环境侵权行为实际上属于间接侵权,可在间接侵权理论下建构以过错责任为主的归责原则,增加不同场景应用下豁免事由并承担连带责任的贷款人民事责任。

环境信息披露、绿色信贷政策迎合与企业价值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仍然存疑。基于绿色信贷迎合视角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揭示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上市公司的差异性“漂绿”路径,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作用,基于“漂绿”的绿色信贷政策迎合策略是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动机,融资约束程度高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分别通过预期现金流量效应和资本成本效应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披露货币性信息含量较多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价值增值效应更大,但要防范其“漂绿”风险。上述结果为政策层面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金融机构对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的有效甄别以及企业内部环境治理决策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运用信用机制赋能绿色发展的创新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其潜在机制在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够强化政府环境监管、市场环境监督、媒体环境监督和公众环境监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督促企业提高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独立董事占比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以及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保投资效应更显著.本文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环境有效性,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环保部门完善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及企业优化环保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基于绿色信贷政策的浙江交通运输企业技术投资策略研究

通过聚焦绿色信贷政策对浙江省交通运输企业技术投资策略的影响,探讨如何促进企业在绿色技术与产品开发上的研发动力,从而推动企业研发战略的绿色转型。本文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影响,如何通过激励企业进行长期的研发规划和跨部门合作,加速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商业化。同时还讨论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业务中的风险控制和资金收益率管理。最终为浙江省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信贷政策发展提出建议,旨在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

绿色信贷政策、低碳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选取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资本密集型企业环境绩效对绿色信贷政策变动的反应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支持→低碳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提高”的传导机制成立。对此,提出双管齐下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因企制宜实施针对性绿色信贷政策、双线并进推动关键性低碳技术创新,以此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环境信用评价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的实施将企业环境行为正式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同时也将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享,使得环境信用评价成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环境监管机制。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信用评价如何影响企业信贷融资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样本,考察环境信用评价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信用评价有利于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经过PSM、差分模型回归、2SLS回归以及排他性解释后,结果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信用评价可通过强化公司内部治理与缓解企业面临的社会声誉压力,进而助力企业获得信贷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信用评价主要有利于企业获得短期借款,对长期借款的影响不显著。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国有企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样本企业中。本文弥补了环境信用评价与企业信贷融资的文献缺口,丰富与拓展了信用评价影响后果的相关研究,可为政府进一步从信用体系建设视角增强环境规制效果提供经验借鉴与有益启示。

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构建包含碳排放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信贷资源优先向绿色环保企业配置,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其次,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及环境意识异质性,信贷资源配置更容易促进东部地区、高环境意识水平地区的碳减排。最后,信贷资源配置通过缩小环境规模效应和扩大技术效应降低碳排放。因此,要积极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绿色环保行业,鼓励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统筹好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碳减排相关政策,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环境信用评价政策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了吗?--兼论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评分体系,并将环境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其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用评价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并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正向强化环境信用评价政策的积极效应。环境信用评价政策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降低审计收费、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研究证实了环境信用评价政策的有效性,有助于激励企业践行环保责任、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

学分制下“三递进”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群中的应用探究

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及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下,环保产业对一线从业技术人才的技能和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亟须优化和完善。学分制下,高职院校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群对“三递进”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与实施,即构建专业群内学分制下“一年级见习、二年级实习、三年级跟岗”的“三递进”人才培养模式,为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启示。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主体的适格性法理

评价主体适格性是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基础性法律问题。现有规范规定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的主体是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作为评价主体是否适格,理论及实践中一直存有疑虑,但既有成果仅限于基本判断,尚缺乏逻辑自洽的法理论证。生态环境部门作为评价主体实施的评价行为在行政法上定性困难,既有的非强制行政手段说、非行政许可审批说、行政确认说等均不能周延解释生态环境部门评价行政行为的定性问题。第三方机构作为环保信用评价主体存在正当的评价权源,即第三方的评价权利具有明确的社会利益需求来源,同时也具备权利来源的认识论基础。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主体从生态环境部门向第三方机构的转向具有域外法移植的基础,解决了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活动中权力-权利配置错位问题,妥当厘清了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利行使的适宜边界。环保信用评价主体适格性的保障规范应从第三方机构的权利配置与义务设定、外部行政监管与内部自我规制协同、法律责任承担规范补强等方面展开。

中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一票否决”制为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环境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以柔性管理联合信用奖惩措施,通过发挥软法的公共治理功能、多元主体的协作功能、声誉机制的调控功能等,激励企业持续改进环境行为,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文章通过检视各地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践,发现指标体系“一票否决”制存在与环境治理目的相悖、制裁倾向过重、指标设定粗糙等问题,亟须通过重塑“一票否决”制的价值取向、限缩其适用范围,以及完善企业环境信用修复机制等途径予以纾解。

环境强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商业信用

基于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的外生政策冲击,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强监管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强监管政策的实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商业信用有负面影响,抑制了其规模的增长。进一步利用逐步回归检验和系数乘积Bootstrap抽样检验法,对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强监管与商业信用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特征的重污染企业受到的政策冲击后的影响不同:根据产权性质划分,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商业信用下降幅度更大;根据区域划分,非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商业信用受到环境强监管的影响更大,下降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