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mal Policy for EOQ Model with Two Level of Trade Credits in One Replenishment Cycle

In general, a supplier/retailer frequently offer trade credit to stimulate their respective sal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supplier/retailer’s replenishment decisions under two levels of trade credit policy within the economic order quantity (EOQ) framework.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supplier/retailer’s inventory replenishment problem under two levels of trade credit in one replenishment cycle. A different approach of two levels of trade credit is used, which give more freedom to the supplier/retailer in business. In addition, the easy-to-use procedure is developed to efficiently find the optimal cycle time for the retailer under minimizing annual total relevant cost. Finally, a numerical example is given to illustrate these results.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对提高居民效用水平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和增加家庭信贷可得性,提升了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低人力资本家庭、中老年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数字鸿沟,提高数字经济包容性,满足家庭多样化消费需求,为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助力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因此,采用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微观调查数据建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两个维度建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试图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积极效应存在异质性,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市场参与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产生的积极效应愈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信贷水平,而且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创业的概率与收益,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

MD&A语调积极性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应商授信视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信息时代,文本分析技术的应用提升了非财务信息的可用性和传递效率,进而为供应商授信提供增量信息。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财务信息的文本特征,考察了MD&A语调积极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MD&A积极语调能够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且通过改善财务信息环境和削弱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升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收到问询函和所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MD&A积极语调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MD&A异常积极语调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但当数字化水平或供应商稳定性越高时,MD&A异常积极语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因此,企业应综合考虑非财务信息对供应商授信的影响,供应商应提高对异常语调的识别能力,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规范和监督,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创造良好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环境奠定信息基础。

消费约束下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最优产品设计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的内生动力,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农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的融合发展也成为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引入最低消费约束,研究农业信贷、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保险”三种方式对农户终身效用的影响,并通过调整贷款比例和保障水平为不同资本水平的个体设计最理想的农业“信贷+保险”产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单一的信贷产品和单一的保险产品只能提升部分农户的终身期望效用;第二,固定保障水平和贷款比例的“信贷+保险”产品无法满足所有农户的实际需求,抑制了部分农户的终身效用;第三,最优的“信贷+保险”产品设计能使所有农户的终身期望效用得到提升,尤其对低资本农户提升效果显著,使其摆脱了低均衡状态,实现资本增长。通过优化农业“信贷+保险”产品设计,可以更有效地增强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和自我发展动力,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促进了农户从事农业创业?

基于2022年陕西、山西和江苏三省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对农户农业创业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金融环境的调节效应,进而探讨个人特质、创业规模和产业水平对农户从事农业创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会显著提升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概率;(2)农户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后,主要通过土地流入、扩大经营面积,增加农机投资、提高农用机械化水平从事农业创业;(3)农村金融环境及其金融深化特征维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4)相比老年组和低学历水平农户,年轻组和中高学历水平农户获得农业信用担保贷款后会更加积极地从事农业创业,同时对中小规模及村内有特色产业的农业创业促进效应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小微信贷供给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让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其如何影响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供给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2012—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水平、市场化程度、银行小微企业信贷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影响不显著,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剔除样本、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第三,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促进作用更显著。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创新引领企业长久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下行、宏观环境收紧以及系统性风险下,实体经济要创新就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创新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基于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容易暴雷,银行信贷又受抵押条件限制等问题,本文以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水平的传导效应。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但是商业信用融资会降低风险承担水平,且风险承担水平会在商业信用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中介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优化供应链结构,获取较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多赛道竞争,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绿色信贷、技术创新能力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基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视角,实证检验绿色信贷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构建有市场化水平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在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市场化水平越高,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越大;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是部分通过技术创新能力来实现的,市场化水平不仅在绿色信贷支持技术创新方面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也通过绿色资本高效配置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监管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实施后,前期金融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越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的市场地位削弱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而较多的银行信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高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却能增强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主要促进了一年以内和对下游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促进商业信用供给助力企业实现主业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实施资管新规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对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梳理、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势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实现基层善治的重要手段。全面梳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立场。在分析借鉴国内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应从满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促进农村基层善治、推动信用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数字乡村等方面发展。

推进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基于国内高收益债券的实证分析

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缓和优质资产稀缺现状、优化我国金融市场风险层次结构不可或缺的策略路径。我国的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起步较晚,但近年在违约的常态化趋势下,伴随着国内高收益债券市场法规政策与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正展现出稳步向前的发展态势。本文首先系统性回顾了成熟市场中高收益债券的定义与界定标准,厘清贴合我国实际的高收益债券定义方法;其次,系统梳理全球高收益债券市场演变历程,剖析发展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的必要性及紧迫性;而后,从技术角度出发,聚焦违约风险与回收价值这两大核心要素,利用分位数回归构建了一套高效的违约预警模型,探索并提出了适合我国高收益债的回收率评估方法;最后,基于我国高收益债券发展现状和最新监管趋势,结合海外成熟市场经验,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为推进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思考与展望:建设高质量现代化征信体系

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需要高质量现代化征信体系的支撑。从高质量发展对征信体系建设的要求出发,对建设我国高质量现代化征信体系,提出四点思考与展望:一是开放包容,营造征信机构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融合共享,进一步推动征信体系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需求导向,以专业化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防范化解信用风险;四是国际视野,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内外双循环。

绿色信贷与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的高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社会责任视角,探究绿色信贷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细分调整方向后,绿色信贷对低负债高污染企业向上调整资本结构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而对高负债高污染企业向下调整资本结构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在绿色信贷和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之间起到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绿色信贷对高污染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产权、融资约束和市场竞争程度的高污染企业对绿色信贷的敏感度存在差异,绿色信贷有效促进非国有企业、处于高融资约束和强竞争市场的高污染企业调整资本结构。

柔性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基于企业纳税信用评级的证据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柔性税收征管制度通过激励机制规范企业行为,能够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纳税信用评级政策来刻画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实证检验了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制度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通过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保持不变,说明柔性税收征管制度有助于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程度是柔性税收征管制度促进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对公司治理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地区以及非“四大”审计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方面,柔性税收征管能够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补充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漂绿”行为治理——基于国家金融学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国家金融的顶层设计是促进经济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根基,其中绿色金融政策对于经济低碳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有重要意义。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面对环保信贷政策约束时,企业会减少避重就轻、流于形式的环保信息披露,绿色信贷能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企业所在地区更高的商业银行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会强化该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水平不足、融资约束小等情景中,治理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为政府借助银行业发展和市场化建设,有效发挥绿色信贷政策治理企业“漂绿”的作用,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与城投债担保有效性

旨在推动政府财政行为规范化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改革,是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以“43号文”对城投债担保有效性的影响为例,运用2009—2019年的城投债数据检验了“削弱隐性担保”和“破除行政干预”两条作用渠道。实证结论如下:第一,以“43号文”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减弱了政府隐性担保与行政干预强度,提升了城投债担保增信的有效性。第二,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小或融资平台信用评级较低的情况下,地方债务管理改革更有利于提升城投债担保的有效性。另外,本文还从“88号”与“50号文”的影响评估、“43号文”对不同类型担保机构的差异性影响等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来自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在“双循环”背景下,数字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多重机遇叠加,为提升粮食安全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选取2012—2020年地级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粮食安全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创新水平和扩大信贷规模促进粮食安全提升;进一步分析可知创新水平与信贷规模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门限效应。因此,当前应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并使其努力跨越门限值,以期通过拓展数字金融发展溢出空间多维度来提升粮食安全。

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绿色创新的视角,探究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市场化程度较薄弱的地区中,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发挥了更强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激发创新意愿、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途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拓展性研究显示,社会信用体系改革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价值提升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吗?

绿色信贷是桥接金融信用与环保的关键纽带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基于2012年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DID)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基准回归表明绿色信贷抑制了绿色信贷限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政策影响的时滞性和企业的策略性应对使得政策颁布两年后抑制作用才不断增强。其次,融资约束和投资惩罚的中介机制表明,融资约束和投资支出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进一步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信息效应和环境规制倒逼效应的调节机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影响存在非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