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基于Credit-to-GDP Gaps指标

借鉴以往文献的影子银行测算方法,采用国际清算银行的Credit-to-GDP gaps指标作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衡量指标,以2001~2016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对影子银行规模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观测期内影子银行规模与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呈正相关,且正效应在6年后达到最大,具有长期持续性。最后根据分析给出政策建议。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消费约束下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最优产品设计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的内生动力,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农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的融合发展也成为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引入最低消费约束,研究农业信贷、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保险”三种方式对农户终身效用的影响,并通过调整贷款比例和保障水平为不同资本水平的个体设计最理想的农业“信贷+保险”产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单一的信贷产品和单一的保险产品只能提升部分农户的终身期望效用;第二,固定保障水平和贷款比例的“信贷+保险”产品无法满足所有农户的实际需求,抑制了部分农户的终身效用;第三,最优的“信贷+保险”产品设计能使所有农户的终身期望效用得到提升,尤其对低资本农户提升效果显著,使其摆脱了低均衡状态,实现资本增长。通过优化农业“信贷+保险”产品设计,可以更有效地增强农户的风险抵御能力和自我发展动力,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有效破解了金融排斥困境,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但其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仍有待检验。以2011—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抑制了企业间的商业信用融资行为。调节机制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客户集中度越高,数字金融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基于供应链的银行信用,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技术促进了银行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发展,抑制了企业间通过商业信用进行融资的需求,能够缓解企业间占款问题。今后,应发挥数字金融的优势,挖掘供应链金融的潜力,规范金融监管,引导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方式。

中国的M2/GDP水平与趋势的国际比较、影响因素:1978～2002

本文对1978～2002年期间我国M2/GDP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我国M2/GDP较高的原因在于:M2的货币乘数和准货币所占比重上升,经济货币化进程深入,融投资体制效率低下,金融体系不发达。并提出相应建议。

全球M2/GDP水平和趋势探讨

本文以1971年作为信用货币制度确立的重要时点,对全球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M2/GDP水平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M2/GDP>1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平均M2/GDP持续上升。截至目前,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M2/GDP呈现完整的"倒U"型,反而有更多的国家出现M2>GDP的现象,且差距会增大,即呈现喇叭口趋势。本文重点探讨了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货币数量无限增长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货币量相对减少,这是货币数量的绝对增长超越经济规模的根本原因。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数额庞大的货币资产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而现行的各国央行调控货币供求关系的工具最终会加速货币的繁衍,通胀和滞胀己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常见现象,经济危机的形态也由生产过剩的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基于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我们对在不改变信用货币制度前提下任何试图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努力持谨慎态度。

中国GDP成本结构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

GDP成本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对生产部门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是各个机构部门的初次收入,这种收入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形成最终收入及其使用,反映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文章通过对GDP核算数据的分析和国际比较,说明在我国GDP的成本结构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有明显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及分配中的二元结构是导致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改善投资和消费间的比例关系,不仅需要在需求方进行短期的总量管理,而且需要在供给方实施长期的结构管理。

中国农业信贷与农业GDP(1978～2001)——一个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信贷资金一直是中国农业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误差修正模型对 1978～ 2 0 0 1年间中国农业GDP与农业信贷作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中国农业GDP与农业信贷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并且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 ,农业信贷都是农业GDP的Granger原因 。

我国GDP对投资的高依赖在省一级的具体表现——几省“固定资产投资/GDP”已接近100%

对于一个省来说,用支出法核算GDP并不科学。作为替代,"固定资产投资/GDP"可粗略估计投资在GDP中的份量。吉林等个别省份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大于GDP的现象须引起重视,关键在于要分析固定资产投资是否真实,是否有虚报问题。从国际来看,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经历过高度依赖投资阶段,并且投资率呈现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对于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GDP对投资的过度依赖问题,应着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防止政府大量转移投资、补贴却没有诱导出吸纳就业的产业,没有促进该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从货币制度以及更广视角看待中国M_2/GDP比率问题

M2/GDP比率持续上升,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1971年信用货币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经济现象。为此从货币制度的视角对此进行解读,从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特殊国情做出分析,得出中国M2/GDP比率的增长速度将缓慢下降的结论。

银行亦或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对M2/GDP比例影响研究

在货币量化宽松背景下，世界平均M2／GDP比例的持续上升态势引起各国经济学家及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并被深入探讨其与经济运行态势的相互影响。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协整分析及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利用66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3年间的数据资料，在科学构建衡量金融体系指标的基础上，从金融体系视角考察不同金融体系结构是否对M2／GDP比例产生影响差异。在运用金融结构活动、规模等不同金融体系测度方法，使用不同计量模型改变统计过程的条件下，实证检验了不同金融体系对M2／GDP比例的影响：越趋向以银行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越倾向于有高的M2／GDP比例。

中国M2/GDP的季度波动问题研究

我国以M2/GDP衡量的货币化率呈现出了规则的锯齿状季度波动。本文在Friedman(1956)构建的经典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解释M2/GDP季度性波动的理论分析模型。基于该理论模型开展的实证检验发现,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波动是导致M2/GDP季度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季度波动的原因则包括自然的季节性因素和我国的投资审批管理制度。最后,本文基于Mehrling(2000)构建的货币自然等级,讨论了投资审批导致的M2/GDP季度波动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现有的投资审批制度增加了不同等级资产之间转换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上升造成的损失不仅仅局限于交易成本本身,还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从而造成远大于交易成本的效率损失。为降低M2/GDP季度波动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不必针对M2/GDP的季度波动做任何政策干预,而应该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投资审批制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投资中的决定性作用。

M2/GDP比率对资产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1—2010年间的季度数据,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中国M2/GDP比率对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M2/GDP比率与股票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还存在着时延性,M2/GDP比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几乎为零。这一结论为中国股市价格泡沫提供了一个早期预警指标,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

中国M2/GDP变动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关系

M2/GDP变动指数反映金融深化程度的变动情况,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二者之间具有对等关系。根据交易方程式的理论基础,构建VAR模型,选取1990—2015年的数据,可实证分析中国M2/GDP变动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存在协整关系以及长期稳定关系。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进行相关变量的预测,对货币政策有所启示。

产业结构、贸易开放与M2/GDP比例关系研究——基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检验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M2/GDP比例的持续上升态势引起经济学家及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格外关注,并对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加以深入探讨。本文利用69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资料,区别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别群体,通过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产业结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因素变量与M2/GDP比例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因果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货币化政策和建议。

信贷/GDP比率持续走高之谜:宁波案例

本文首先通过指标变换,将信贷/GDP比率转为信贷投入率与投入回报率之比,它同时包含经济金融化程度与经济产出效率两方面内容。然后以宁波市1980-2009年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了该比率持续升高的原因,即信贷在经济投入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和经济生产的投入回报率不断下降。前者源于经济金融化程度提高,后者则由产业结构调整所致。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碳减排与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碳排放增长的规律,基于陕西省1980~2018年碳排放量和GDP的实际数据,运用离散二阶差分预测方程预测陕西省2020年碳排放量和GDP,得到陕西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预测值;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0~2018年间陕西省碳排放量和GDP实际数据序列和预测数据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比对,检验了DDEPM预测方法准确性。研究表明,陕西省能够实现中国2020碳减排目标,目标实现的主要贡献来自于GDP快速增长形成的分母拉动效应,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各省份应当从碳排放的绝对量上寻找突破路径,增加低碳技术和煤炭高效利用技术的投入与研发,提高单位煤耗的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水平,加大现有新能源使用力度和效率,实现降低碳排放水平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外贸依存度对GDP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正确认识外贸依存度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结构和外贸战略的调整。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但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应正确认识我国较高的外贸依存度问题。

河北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问题研究

财政收入规模反映一国或一地区政府所掌握财力的大小,如果财政收入规模过小,将难以满足政府各项职能及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财政收入规模过大又将会引起企业、居民的负担过重,从而会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通过对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关分析,得出河北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的主要原因,提出提高河北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对策。

世界各国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上升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广义货币/GDP比率普遍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各国经济对负债经营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与各国政府对银行监管的逐渐放松等方面的变化,使信用货币制度下的银行货币创造愈发频繁。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双挂钩体系对各国货币起到的锚定稳定性作用的丧失,从而各国货币政策不再有严格的外部约束,使信用货币制度下的央行货币控制更加宽松,这是造成各国货币膨胀的两方面制度性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格局,加剧了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投放的方式,从而成为推动全球货币扩张的重要机制。这些发现,为理解过去40多年里世界各国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增长之谜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