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的再思考——跨学界视野与跨学界对话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为重启新时期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未来几年将带来一定规模婴幼儿人口的增长,由此导致家庭对托幼服务的需求会呈刚性增长,这将给我国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但相比现实需要,目前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发展还相对滞后,政府和社会包括学界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的理解和宣传普及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今后托幼公共服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本研究从社会学、学前教育学和人口学的综合视角出发,对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理念进行再思考,认为应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3岁以下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的理念,并要重新确立解除妇女后顾之忧和教育幼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继续承担发展托幼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通过统筹规划与合理布局,适度扩大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幼公共服务。

谈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注意义务

早期公司法并不承认董事有义务考虑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公司人格独立理论,公司一旦设立即完全独立于公司的成员,而董事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承担各种义务的,而非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义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判例和立法中确立了董事在经营决策中应考虑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即要求董事承担对公司债权人的注意义务。

工作场所性骚扰与使用人之安全关照义务及使用人责任

工作场所性骚扰是一种在工作场所发生的侵犯人格权的侵权行为。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由工作场所性骚扰所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开始浮出水面并为公众及法律界人士所关注。但目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对受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仍然局限于性骚扰行为人本人来承担,其使用人以其所负有的安全关照义务为前提而应当对受害人承担的使用人责任尚未被立法所确认,如此不利于对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进行有效遏制。因此,在使用人责任中宜增加以安全关照义务为前提的由使用人向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受害人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论我国夫妻债务推定规则

婚姻虽然将男女组合成紧密的生活共同体,但是对外活动中仍然多以个人的身份进行,尤其是在设立债权债务关系时。目前,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夫妻债务性质的标准不统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频发,尤其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确定的共同债务推定论,更是引起了理论及实务界的质疑。有鉴于此,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加设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并以此作为夫妻债务性质认定的标准,在此范围内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超越此范围设立的债务认定为个人债务。同时,因为日常家事的范围并不特定,为了保证债权的顺利实现,还应当强调债权人的审慎注意义务,否则因而导致的债权实现的障碍由债权人承担。

论医师专家责任体系下的注意义务

医疗纠纷日益增多,人们开始关注医师专家责任这个概念。在医疗纠纷发生时,法官只有在确定医师对患者负有义务并且违反了义务时,才最终会判决医师专家对患者负有责任。因此医师对于特定患者是否负有注意义务、医师是否违反了此义务成了医患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主要从医师专家责任领域的特殊性角度,对医师对患者的注意义务的涵义、产生渊源、及违反的判断标准进行了阐述。

商业判断规则在公司对外担保案件中的适用

围绕公司对外担保案件的理论争鸣和司法裁判一直歧见迭出,难求一致。《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以下简称《担保制度的解释》)采当下主流的法定权限限制说,可在形式上暂时统一长期以来关于《公司法》第16条的裁判分歧,但并未克服现有理论分析范式重形式、弱实质的局限,无法真正止争。在没有完善的决议外部效力规则以补正《公司法》第16条的漏洞和缺乏完备的商事登记制度的情况下,可尝试在司法裁判中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并构建合理商业判断标准以矫正成文法的刚性。这不仅契合公司对外担保本身所具有的利弊两面性对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规制要求,亦具有现实可行性。其适用应考量"公司利益"这一基本要素,通过举证责任的适当配置和司法裁判的个案衡量在当事人之间妥当地配置风险和利益。

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法律构造——以美国判例法为研究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有关公司财务恶化将导致董事信义义务受益人由股东向债权人转化的一系列判例被认为是"公司法哲学的新变化"。董事信义义务转化的法理基础既有传统的信托基金理论,又有新近发展的风险负担理论。转化后的信义义务不仅包括传统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还包括进入事实破产状态后股-债矛盾最尖锐时期的一些特殊义务。为了鼓励董事善意进行有价值的商业决策,经营判断规则和章程免责条款仍可作为其违反信义义务的抗辩理由。未来我国应当确立"事实破产"的概念,关注债权人作为信义义务间接受益主体之后的债权人派生诉讼理论。同时,公司法上的信义义务规则应当更加细化并体现其动态特征,以更有效地发挥信义义务控制代理成本的制度功能。

“瘦肉精事件”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解读

"瘦肉精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在一个失却诚信、监管无力、救济渠道不畅的环境中,此类事件过去有过,现在还在发生,更无人敢担保将来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质量问题,它同时在无情地考验着我们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我们的政府能力、我们的法律正义。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人们可以从多视角审视、评说之,法律上的思考、检讨亦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