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罪之谦抑理念的提倡

为了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困境,体现刑法人道性和宽容性,通过实质理性矫正形式理性,追求刑法效益价值,保持社会活力,缩小犯罪圈,增加出罪机会,摘除犯罪标签,应该提倡罪之谦抑,有意识地在特定阶段和场合加以实行。不过,提倡罪之谦抑应有宽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理念的改变、市民社会的形成、人权保障观念的确立,提倡罪之谦抑的社会环境已相应形成。

寻求行为的融洽点:标签理论与社区矫正

在贴犯罪标签和社区矫正这两种主要价值取向相反的行为之间的动态融洽点,既能消弱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又能克服社区矫正的不利因素。而这个融洽点的寻求主要是协调好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惩罚与人道、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矛盾关系。

从定罪免刑到免刑免罪:论刑罚对犯罪认定的制约

免除处罚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并无预防的必要性,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免刑并不具有正当性,把被告人贴上犯罪标签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和稀泥",也无助于实现刑罚目的。免刑免罪立足于以刑制罪理论,主张当行为人的行为应当免除处罚时,就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预防的必要性,这是预防刑视域下的无罪判断,应当成为刑法中的罪责阻却事由。当代刑法解释论应当重视刑事政策意义上预防的必要性,确立免刑免罪的解释理念。免罪免刑需要公、检、法等机关在不同诉讼环节分别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与无罪判决等处理结论。

足球流氓现象的犯罪学解析——以“犯罪表现欲”研究为切入点

从犯罪学传统理论中"现象、成因及预防"的研究范式来看,足球流氓是充满着暴力倾向的犯罪群体,其在强烈情感驱动下为表现自我而实施犯罪,属于典型的表现型犯罪。"男子气概和战斗精神""忠诚品格和爱国主义"以及"政治敌意和社会不满"等强烈的犯罪表现欲是制造足球流氓的主要原因。"情景预防理论"是展开对足球流氓犯罪控制和预防途径设计的理论基础,而运用刑罚机制介入足球流氓则要慎重,要考虑到"标签理论"对足球流氓的影响。

盗窃计算机正版软件标签行为之定性——兼论盗窃罪对象范围的界定

正版软件标签虽然可以使他人获得正版软件的所有功能,但是正版软件标签并不能等同于正版软件,对标签的盗窃并不能够排除原正版软件所有权人对正版软件享有的权利。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不能认定为盗窃罪。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真正损害的是正版软件制造商,虽然这种盗窃标签行为可以解释为对正版软件的复制行为,但是因为通过出卖标签来获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所以也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积极刑法观视野下微罪扩张的后果及应对

近年来,在积极刑法观背景下我国的微罪概念正在形成,微罪的扩张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微罪的发展在取得积极社会治理功效的同时,引发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泛化问题,特别是围绕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犯罪标签泛化问题。为此,应着力消除积极刑法观下微罪扩张的附随性负面后果,拓展审判阶段的出罪、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立案侦查阶段的不立案或撤销案件在去微罪附随性负面后果泛化上的积极功效,同时,建立与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根本性地消除微罪附随性负面后果。若前科消灭制度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可以在司法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分步骤地实现。

顾及案件多维特征的犯罪热点语义挖掘——以北京市入室盗窃案件为例

为了从语义结构特征的角度对不同犯罪热点进行挖掘分析,设计了一种顾及案件多维特征的犯罪热点语义挖掘方法,通过构建案件多维特征标签体系,实现犯罪热点内案件的标签匹配,并对案件语义特征标签构建共现网络,以获得犯罪热点内案件更为详细的特征。以北京市2018年入室盗窃案件为例,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对犯罪热点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得到更为精细化的热点特征,对警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犯罪打击和防控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醉驾入刑的实践困境阐释

醉驾入刑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导致了选择性司法的不可避免,进而使我国本已有限的司法权威更加弱化。其次,侦查主体角色的混乱,证据标准的不合理,诉讼期间的不合理缩短都对刑事程序法的实施构成了破坏。再次,入罪标准的降低,将使更多的人背负罪犯恶名,从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人犯罪。此外,罪驾入刑的实施,将对制酒、餐饮以及娱乐等行业的正常经营构成冲击。所以,我们应该严守犯罪圈的界限,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当能够通过现有立法对醉酒驾驶进行治理时,就坚决不单独适用刑罚的手段。

我国前科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前科制度的缺位,使得前科法律定位不明确。犯罪人受过刑事处罚后复归社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评价无法预测和控制,这不利于其重返社会、消除犯罪标签。因此,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前科制度,可使刑罚的功能达到最大化,使刑罚的效果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轻罪扩张的现实困境与应然路径

积极立法、增设轻罪未必就是象征性、回应性、情绪性立法。轻罪扩张并不必然违背法益保护原则与刑法谦抑性,而具有填补法律空白、加强人权保障、培养公民守法意识的现实意义,是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但是,大量增设轻罪既会导致案件数量增加、办案压力增大继而加剧案多人少之司法态势,又必然导致有罪人口增加、犯罪标签泛化。因此,有必要探索轻罪扩张背景下的应然路径,在刑事程序法上要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漏斗式”的刑事司法体制,在刑事实体法上,要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坚守实质解释立场。

“盗窃COA标签案”案例评析

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的判决在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判决认为三名被告人构成盗窃罪,而有学者则不以为然。正确认定COA标签的性质是本案的关键。本文笔者着重从COA标签的性质入手,认为COA标签也是具有价值的财物,从而得出被告人构成盗窃罪的结论。

论我国积极刑法立法化背景下的科学立法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在刑法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化的刑法立法观和消极化的刑法立法观。通过对目前我国的刑法立法现状审视不难得出,积极化的刑法立法才是当前我国立法者所选择的立法模式。不同于部分刑法学者所推崇的风险刑法,积极化的刑法立法不是要将刑法的犯罪化推崇到极致,而是主张适度的犯罪化,符合我国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诚然,积极化的刑法立法所导致的犯罪圈的扩大会引起我国社会的犯罪标签化,实际上并不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应努力提高立法用语规范化、减少象征性立法、合理划定犯罪圈、解决犯罪标签负效应,最终实现科学化的刑法立法。

略论中外罪犯身份标定制度对刑罚执行效果的影响

古今中外的刑罚执行实践表明,司法机关会对犯罪人的身份进行某种程度的标定,这种标定对刑罚执行产生了与司法机关的意愿截然相反的效果。当今世界重新犯罪率的大幅度提升,恐怕与此不无相关。

轻罪时代前科制度的内在诟病及其应对

中国社会已进入轻罪时代。基于既有的前科制度,我国治理轻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了轻罪后果实际不轻、犯罪行为与其后果严重“倒挂”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容易使前科人员被边缘化,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前科是因受过刑事处罚而产生的规范性评价,表现为前置法与刑法上的累犯、从业限制、限制办理落户等处罚,其性质上属于刑罚的一种延续。无论是从刑法的基本原理,还是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等角度看,既有前科制度缺乏正义的基础,都应该对其说“不”。我国应该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可以选择刑法典立法模式;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可以围绕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适用范围、启动程序、法律后果为重点建构。在具体的法律效果上,需要统筹刑法领域内、外的其他制度,一方面要修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等制度,另一方面要清理不合理的前科规定,从而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我国应建立与高发型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

沿着危险驾驶罪开启的实质性微罪方向,《刑法修正案(十一)》再次扩充了微罪的范围。高发型微罪在取得了积极社会治理效果的同时,引发了明显的犯罪标签泛化问题。迄今为止,在审判阶段的出罪、在立案侦查阶段的不立案或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都无法显著地削减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庞大的犯罪人数,无法有效解决高发型微罪的犯罪标签泛化问题,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对前科消灭制度的整体性急迫需求不足使得我国一直未建立该制度,但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有这种急迫需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后这种急迫需求集中在高发型微罪领域。我国应着力于高发型微罪犯罪标签量和质的泛化问题,构建与高发型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若该制度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可以在司法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分步骤地实现。

论我国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改革

刑事法庭是决定被告人自由甚至生命的重要空间,被告人在刑事法庭上的席位设置是一个国家诉讼文明和人权保障的重要象征。被告席的设置与被告人能否和辩护人共同行使辩护权并进行当庭交流、庭审格局是否平衡、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思我国当下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设置,存在着违背无罪推定的内在要求、破坏刑事审判程序的三方诉讼构造以及割裂辩方整体性等问题,而制约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变革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庭审实质化功能欠缺以及感受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应当在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中,取消独立被告席的设置,将被告席与辩护席并肩设立,与检察官席位正面相对;在特别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则采用"圆桌审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