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

刑法管制是基因法学的精选元素,涉及多重利益衡量,标签化理解基因编辑,会造成刑法规制基因编辑的观念性谬误,基因编辑使用具有双重困境:既有利于改进民众健康,也会导致生物安全风险,从而给立法带来难题。现代法律面对基因编辑风险时,不能单一强调风险收益与风险负担之平衡的风险正义,而是需要考量基因编辑技术导致的公共安全、人体健康风险。基因编辑固然与科研自由有关,但同时涉及公共利益,有损国家利益、公共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基因编辑应被禁止,基因编辑仅为滥用生物科技行为的类型之一,刑法应有前瞻性地增设滥用科技罪这一类型性罪名,而不是只对基因编辑规定相关具体性罪名,并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对该罪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缺陷和完善建议

近年来,中国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重大伦理失范行为频发,原因之一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存在缺陷。因此,建议提高其立法层级以扩大适用范围;明确各级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加强对研究人员发起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科学性的监管;增加“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规定”一章以集中规定对高危生命技术的限制、禁止或有期限的禁止;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责任伦理拓展伦理视野和伦理视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增加配合此法的“滥用生命技术罪”。

生命科技犯罪引论

生命科技犯罪是近年来频繁多发的一类犯罪,这类犯罪在各国生命科技法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我国刑法应当介入对生命科技犯罪的防治,但立法者应当理性把握防治生命科技犯罪的原则和理念。作为防治策略,刑法应当明确规定生命科技犯罪。

基因编辑婴儿视角的基因技术犯罪研究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基因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关于伦理和法律问题。以在社会引发广泛讨论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针对基因研究过程中严重损害社会安全和秩序的行为,我国法律中并没有相应规定。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类似事件都有相应对策并在基因科技发展原则性与禁止性规则的综合作用下设置相关刑法责任制度,目的是为减少基因技术的社会负面效应和伦理的缺失。在我国刑事立法体系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基因技术犯罪。

犯罪预防中心观下生命科技犯罪治理

从司法走向预防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模式将治理优先于惩治。生命科技犯罪是风险社会的产物,是对人类尊严的极端侵犯,具有未知的不可逆危险。犯罪预防中心观在应对生命科技犯罪之中具有主动性、事前性、预防性等特征,成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优选治理思路。在犯罪预防中心观渐入生命科技治理的路径上,应从加强审查与监管、提升行业自律意识、完善刑事相关立法等多维度完善生命科技犯罪预防措施,以便有效降低生命科技犯罪风险,保护人类尊严和生命安全。

科技刑法技术性立法方法的缺失与技术归化

科技刑法立法应当是有别于传统刑法立法手段的一种技术表达性、技术运用较强的融合过程。反思目前我国科技刑法体系,技术性立法方法论的运用缺失较为明显。一方面,在宏观视域的行为类型表达上,科技刑法立法的形态混淆是行为概念层面技术性缺失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在微观层级的行为运用环节中,信息网络刑法要素的技术区分弱化是行为运用层面的技术性匮乏之征表。科技刑法技术性立法理念的塑造在于提倡刑法规范需立足技术发展阶段的全局性,紧密关注互联网空间技术发展的特质性,促使科技犯罪行为的质变与量变过程能够在科技犯罪的类型划分和量刑评价机制中得以体现。进而,科技刑法立法机制应当构建"信息网络犯罪——生命科技犯罪——人工智能犯罪""三位一体"的科技刑法体系的技术面向,并将技术区分充分运用于技术作用力、技术用语概念的界分以及技术犯罪行为认定的依据之中,以此契合科技犯罪的技术归化本位。

“跳楼砸死人”的法律思考

自杀者等跳楼砸死(砸伤)他人或砸毁他人财物,是滥用其生命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权利的行为。跳楼砸死、砸伤他人的行为,在民事上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在刑事上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承担刑事犯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