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商业秘密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研究

实现对商业秘密宽严相济的保护,需要澄清商业秘密民刑交叉的重难点问题。首先是实体问题: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成立时,原则上应对相关构成要件的内涵持一致理解,刑事法仅可在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作出一些限缩。民事法与刑事法认定侵害行为造成损害时,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从刑事法角度,独立考量民事法的规则是否能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但在刑事诉讼能认定的损害,民事诉讼也能认定,是民事损害的底线。其次是程序问题:民事诉讼采用举证义务转移规则,刑事诉讼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则,两者不相互排斥;“民刑并行”不存在根本性问题,反而可构建层次分明、作用不同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发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优势。最后是在先裁判约束力上:就在先刑事裁判对在后民事诉讼的约束力,应区分刑事裁判的裁判主文、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主要及定罪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形成具有梯度的约束力;就在先民事裁判对在后刑事诉讼的约束力,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力较弱,刑事诉讼应按照刑事诉讼自身的法律标准,审查民事裁判所确定的案件事实、所依赖的证据是否应当采纳。

侵犯商业秘密罪评价标准的修正与规范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由数额犯到情节犯的全面转型,但未跟进更新的司法解释易使得司法实务将情节犯作数额犯化处理,仅关注数额要素对于犯罪评价的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是复合法益:一是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商业秘密享有的私权利,二是市场竞争秩序,后者又可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商业秘密权。以此为逻辑起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评价体系应当坚持区分性、形式与实质相统一、强保护的原则,建构综合评价体系。各要素不可单独作为入罪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建构起以数额要素为主,非数额要素为辅的“情节严重”解释体系。

商业秘密司法保护规则研究

商业秘密民事纠纷中,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是案件审理的焦点问题之一,原告所称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及其是否满足秘密性、保密性要件是案件审理的重点。对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评价方面主要有根据证据直接认定和推定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均须通过信息比对确定被告获取、披露或使用的信息与涉案商业秘密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上相同。被诉侵权行为成立时,须审查被告合法来源抗辩是否成立;确定被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时,须根据法律和具体案情确定是否销毁侵权载体、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以及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等。若有需要,可对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的秘密性和技术信息是否相同或实质上相同等事项进行鉴定。

商业秘密侵权惩罚性赔偿倍数认定

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由此带来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困难等问题,为了有效抑制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频发,也为了保护商业秘密主体的权益,需要进一步完善商业秘密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规则。我国商业秘密侵权惩罚性赔偿采用倍比的计算方式,需要结合“主观过错+客观情节”两个主要因素来确定赔偿倍数,而主要因素之下又分为数个不同的情节因素(即“二类因素”),而这些情节影响程度大小的判断标准比较模糊,因此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司法的公正性。针对这一难题,可采用赋值法,将主要因素和二类因素在法律规定的数值范围内进行赋值,以期达到计算结果更加客观公正的效果。

商业秘密侵权实际损失厘定的经济分析

有关商业秘密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通过构建双寡头竞争古诺模型,分析古诺均衡下的市场价格与产量,借助数理经济分析,将其与反事实状态下的垄断情形进行对比,构建同质化情景下商业秘密侵权实际损失模型,进而将其扩展到多名竞争者情况下,并分三种情形展开讨论。在产品同质化情景下,双寡头条件的商业秘密权利人实际损失模型涉及商业秘密产品的保留价格、边际成本、需求弹性三个参数;多名竞争者条件的实际损失模型中增加了竞争者数量参数。产品同质化情境的双寡头条件下,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大于侵权企业的侵权获利;当存在多名竞争者时,结论具有多样性。

论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侵权认定

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对象虽在实证法上得到确认,但其所具有的技术性、抽象性、易变性和不透明性等显著特点,给商业秘密侵权认定带来极大的挑战。目前,相关案件的审理通常采用“接触+实质性相同-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认定规则。尽管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算法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题,但仍存在保护范围不清晰、实质性相同比对方法不明确以及公共利益抗辩界限模糊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算法商业秘密侵权认定规则的完善,在保护范围上应定位于算法所传达的核心思想和逻辑;在实质性相同对比阶段,应将“基本一致”作为判断标准,并采用“内外部测试法”分别对算法的思想、表达各要素及整体进行比对;明确算法公共利益抗辩的适用场景,并基于算法正义,与预先审查算法透明度的制度和规则相衔接。

侵犯商业秘密举证责任的规范分析

侵犯商业秘密的举证责任规则是破解商业秘密保护难题的核心,也成为相关立法和司法的焦点问题。通过举证责任规则解决举证难的实践探索曾经一波三折,早期的司法实践主要通过“实质相同+接触”解决特定的举证难问题,但未获司法解释的支持,后来获得司法政策和裁判采纳。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全面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但该条的模糊措辞又引发了全面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是否用力过度的担忧,以及如何恰当解释和适用法条的困惑。第32条第1款旨在解决商业秘密是否存在或者是否适格的证明问题,第2款旨在解决侵权行为的证明问题,但第32条规定的“初步证据”与“合理表明”是指一定程度的可能性或者有可能,而不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司法裁判既要以法条规定为依据,又要善于通过能动司法和创造性诠释,弥补立法的不足和寻求恰当的适用效果。

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疑难问题及破解研究

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大幅修改,调整了该罪入罪标准、行为方式、法律责任等内容,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仍面临如下疑难问题:商业秘密认定要件面临较大争议及挑战、侵权行为规制范围与识别尺度尚存困惑,“情节严重”的判别路径及其与“重大损失”的关系并未澄清,进而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正确认定与处罚。为破解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疑难问题,需要在重新证成商业秘密“三要件”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各要件认定路径、明确该罪法益进而为单纯非法获取商业秘密行为入罪提供依据,厘清该罪规制范围,基于“情节严重”的新标准重新审视“重大损失”的认定价值,并从“行为—对象—结果”三方面规范认定“情节严重”,以期回应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复杂性。

民法典视域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民法典》正式将商业秘密列入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并冠以专有的权利之名,体现了商业秘密权利化的趋势。商业秘密走向财产权保护模式不仅是基于《民法典》的规定,更在于财产权保护模式的优势。作为一种结构化的认知图式,财产权保护模式能够更好地平衡商业秘密保护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更契合商业秘密保护的现实需求。在明确了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相关规定与专有权的属性存在龃龉,不可不察。对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要求具有不正当性和恶意第三人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定实际上并不符合专有权的逻辑,在实践中已被忽略和替代。对此,应当沿着专有权的观念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相关规则进行建构。具体表现为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未经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同意,获取、披露、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用共同侵权的规则取代恶意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则,同时建构善意获取人的相关制度。除此之外,应当明确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主观要件为过错,并且构建相应的限制条款。这既符合商业秘密作为一种专有权的权利属性,也有利于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救济

本文结合有关商业秘密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担。

美、德、日商业秘密侵权救济制度的发展及借鉴

对美、日、德三国的商业秘密立法、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及侵权救济方法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三国的比较 ,提出借鉴三国的立法经验 。

论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认定和处罚及刑法完善

随着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以及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纷纷加强对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刑事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加入WTO,仅靠1997年《刑法》中增设的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一简单条款, 不足以全面、有效打击犯罪,并且该条款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从商业秘密的概念和特征、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和认定及其处罚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指出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法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法制构想。

商业秘密侵权救济程序规则的缺陷及完善对策

我国商业秘密侵权救济程序规则设计存在背离商业秘密的基本特点、立案门槛高低两极失衡、侵权行为认定模式混淆、举证责任分配漏洞较大、诉讼管辖制度不尽合理、审判模式存在弊端、诉前禁令及证据保全措施缺位等方面的不足与缺陷。有效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针对我国商业秘密侵权救济程序规则设计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提出切实可以的解决方案。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司法判定——以60个案例为样本

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司法判定存在着"损失说"、"获利说"、"价值说"等诸多观点。通过对侵犯商业秘密案的60个样本分析发现,"重大损失"认定方法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侵犯商业秘密案认定的困惑。在现实语境下,在侵犯商业秘密案的"重大损失"认定方法选择上,应根据侵犯商业秘密样态来选择较为合理的计算依据,同时,科学地界定损失的范围。在未来图景上,应改变援用"民事损失"认定"刑事损失"的模式,构建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的多维标准。

商业秘密“即发侵权”的禁令救济

“即发侵权”理论在商业秘密保护中具有很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即发侵权”的认识,突破了“即发侵权”应用的局限性,提出了商业秘密“即发侵权”引入禁令救济的必要性,并对禁令在“即发侵权”中的适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变革与司法适用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关注和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获取商业秘密的不法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尤其出现了电子侵入的不法手段。立法者注意到了行为方式的多变性和危害性,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做出了调整,这一调整使得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制范围得以扩大,为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确保商业领域的信息安全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司法适用中,案情的不同也会导致审判者对法条理解和适用上的差异。在当前国家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指引下,在衡量法律的司法效果、社会效果等多重因素后,应当对商业秘密的范围做一定限制的解释,同时应当采取最广义论的观点来理解间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要求的“明知”。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扩张与限缩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了大幅修改,契合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背景。这既符合解决司法适用难题的要求,又满足了衔接前置法的需要。修改后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由结果犯改为情节犯,降低入罪门槛、提高法定刑、增加行为方式和扩大商业秘密的认定范围,内容呈现大幅扩张态势。面对该罪在立法上的积极扩张,无论持何种刑法观,都应该坚持司法适用时对相关内容进行必要的限缩解释。这既是贯彻刑法谦抑原则的需要,也是由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特点所决定的。未来可以通过对"盗窃""贿赂""欺诈""电子侵入""其他不正当手段""违反保密义务"等术语的合理解释,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方式加以限缩,从而防止处罚范围不当扩大。

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义与构成要件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其主体是混合主体 ,既包括一定的特殊主体 ,又包括一定的一般主体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又可以是过失 ,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其在客观方面并不必然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成立犯罪的标志 ;其直接客体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权利 。

中外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立法比较研究

通过中外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主观方面立法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国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罪过立法的弊端及犯罪目的立法的不足,并对此方面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议。

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思考

刑法在规定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范围上应加以必要的限制。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明确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对制裁该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该立法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为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建议将侵犯商业秘密罪限定在非法使用和非法泄露的故意犯罪,并适当降低该罪的法定最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