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师虐童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基于264起幼师虐童案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264起幼师虐童典型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幼师虐童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社会管控手段效能的弱化、幼师心理内在欲望的外界表达、虐童手段的隐蔽性,以及行为主体的潜在诱因而导致的。幼师虐童行为的犯罪防控模式构建,可以从防控基准区分模式的设置、幼师福利模式的多元构建以及责任主体适用条件的界分方面着手考量。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司法认定的规范化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将我国宪法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具现化,符合刑事立法对于弱势群体加强保护的立法趋势,有效弥补了社会上广泛发生的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虽然法条中没有明文指出,但是从条文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和虐待罪有着亲情因素考量的不同,其犯罪主体范围应排除"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类似的"情节恶劣"的行为定性也宜比虐待罪的认定更加严厉。可以参照虐待罪的认定标准,但应考虑到公众对于一般社会的监护、看护的认同度普遍低于亲情之间的生活关系,宜适度放宽认定标准,以达到对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从严规制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持续时间和造成身体和精神损伤的程度标准应当予以适度降低。对于未成年人、老人、患病的人和残疾人的标准来说,出于对被害人的有效保护宜采取较为宽松的认定标准,并且注意在条文中用"等"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本罪的犯罪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四种类型,而是延伸至所有受监护、看护但是部分或者全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从而可以有效规制随着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转变,而出现新的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性的虐待行为,在避免出现处罚漏洞的基础上保持刑法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