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信息传播犯罪模式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恐怖主义”,已严重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刑法领域对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着网络话语替代规范话语、无形暴力等价有形暴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自相矛盾和泛化因果关系的问题。从认识论、传播学和实践论等视角,甄别网络暴力的(人身)攻击性不法信息肆意传播的本质,可为网络话语寻找规范依据。基于此,可以验证专设“网络暴力罪”的治理模式并不妥当。在既有刑法体系下,应当塑造网络暴力的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分别从网络暴力的信息制作者、信息传播者和传播辅助者等视角,贯彻网络暴力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的实施方案。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入罪标准,不宜坚守纯粹形式化的传播次数标准,应当坚守形式与实质并存的法益侵害程度标准,并以实质的“可控性”标准作为划定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尺。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与传播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个人和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从传播学理论出发,引入并改进拉斯韦尔模式,提出个人信息泄露与传播"五个要素",着重分析传播过程中个人信息的来源、个人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结果等三个主要环节,提出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

刑法“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学解读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核心环节是"淫秽信息的传播",可以纳入传播学视野予以解析。传播淫秽物品罪属犯罪形态的传播现象,它的传播要素均显示了与正常传播迥异的特征,如传者身份的隐匿性,动机的恶意性,内容的诲淫性,道德的腐蚀性,价值的缺失性,媒介的微缩性与在线化,受众动机的深层性等特点。因为它是隐秘状态的传播,因此对谁是受众、受众接触淫秽色情与其可能产生畸形性行为、性罪错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目前尚有许多难点,一般认为,通过模仿效应、脱敏效应和引动效应等消极的传播机制而产生社会危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蔓延对性道德的销蚀及性观念的蜕变,娱乐化大潮席卷下的大众传媒"性话语"对现实的误读及对受众的误导,网络空间的理性缺失等都可能为淫秽色情信息提供传播的生态环境。

涉众型网络谣言刑事治理的规范逻辑与责任边界

网络谣言的实质内涵是“未经证实”,而非必然虚假。在此基础上,涉众型网络谣言其实同时具有言论表达的积极建构性与公共秩序的消极侵蚀性两种潜在效能。因此,在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涉众型网络谣言时,基本的规范逻辑在于维持社会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谨防过度化的刑事治理消解言论自由的应然空间。为了在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之间预留合理的缓冲空间,应当在形式解释论的指引下严格限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并通过对“虚假信息”的二元限定、“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范围限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限缩来重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规制范围。

虚假信息微传播的刑法规制

当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微应用已经成为主流的传播方式,并且逐渐延伸到政务领域,在方便社会公众及时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的大量传播现象。《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有利于改变针对传播虚假信息以"寻衅滋事罪"等为罪名的刑事制裁体系。但是在增设新罪名的同时,应当考虑其罪名在量刑设置上与其他虚假信息犯罪量刑设置上的协调,也应当在此基础上增加罚金刑,以体现虚假信息制裁体系上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制裁理念。

论西部地区的禁毒情报协作——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影响研究之二

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情报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的重要性,而毒品犯罪的跨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加强情报合作和协作的重要性,西部地区在禁毒斗争中不仅要加强国际禁毒情报交流,也要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禁毒情报协作。这种协作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推进公安情报体制的改革、建立西部地区禁毒协作机制、加强“金盾工程”建设、利用公安部驻滇禁毒联络办公室等来进行,协作的内容主要有战略性情报的交流、禁毒基础信息的共享、毒品专案侦查的情报协作等。

论网络毒品犯罪中安全管理义务的实现路径

近年来,在传统毒品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的大背景下,网络毒品犯罪却出现犯罪形态异化、案件数量激增的严峻形势。风险社会中,传统的“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二元禁毒模式对此难以进行有效规制,单位有必要对业务活动承担组织责任的安全管理义务,否则应承担过失犯罪责任。网络毒品犯罪的合规治理应从立法、司法、合规计划三方面入手:在立法方面,应尝试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以警示和明确单位义务;在司法方面,应梳理网络毒品犯罪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寻求抵御风险和保障发展功能的平衡点;在合规计划方面,合规计划的推行应以检察机关为主导,关注单位规模和行业特点的差异性,在实体上作为犯罪阻却事由或者责任减免情节,在程序上建立附条件不起诉的保护观察制度。

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中情报的人力传递

情报是禁毒的生命线,传递性是情报的基本特征之一。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传递情报的同时,重视和运用传统人力方法手段来传递情报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包括非语言信号暗示传递、秘密接头、秘密交接点、秘密情报传递点等。

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争议研究

我国学界目前对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罪数界限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经逐一比较分析,方可得出合理结论。

毒品犯罪信息化趋势及其信息化侦查对策

毒品犯罪信息化趋势,是指毒品犯罪日益由大部分依托传统人工手段实现转向部分或全部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的趋势。该趋势的具体表现包括虚拟空间毒品犯罪的涌现,物流寄递渠道毒品犯罪与虚拟空间毒品犯罪紧密联系,信息化毒品犯罪链条逐渐生成。信息化侦查是一种快速反应、准确高效的侦查模式,应当针对毒品犯罪信息化趋势,利用虚拟空间涉毒通讯信息和物流寄递渠道信息,探究并实施行之有效的信息化侦查对策。

毒品犯罪案件中线人侦查及其风险防控研究

线人侦查作为一项秘密侦查措施,在侦破毒品犯罪案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合理地布建线人,打入到毒品犯罪集团内部,不仅能够帮助侦查机关发现犯罪线索,获取证据,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推动延伸侦查,提高打击力度,从而发挥线人侦查的主动性优势。作为一种法定的侦查措施,线人侦查在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但目前我国尚未构建起完善的线人侦查措施,线人侦查存在着一些风险和困境,影响了线人侦查优势的发挥。当前,应当结合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实践的需要,吸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防控运用线人侦查过程中的风险,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线人侦查措施。

涉外毒品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经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外国人的大量涌入,外国人在广东犯罪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年来外国人到广东从事毒品犯罪的现象尤其严重。针对涉外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需要根据涉外毒品犯罪的特点、原因,采取制定专项管理法规、加强涉外情报建设、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提高缉毒科技含量、加强出租屋管理等措施来遏制涉外毒品犯罪的发展,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入罪检视

在重大疫情期间,编造、故意传播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不仅会阻碍疫情防控,还会加剧民众内心的恐慌,极易引发社会混乱。司法机关对该行为予以惩治时出现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争议。对比两种入罪路径,二者设立的背景不同,犯罪对象的关系特殊,实行行为的单复组合不一,信息传播方式有别,适用效果差别较大。对于虚假疫情信息的认定应把握恐怖信息的恐怖性特征,全面理解相关司法解释意旨,严格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从而对编造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行为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规制。

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犯罪的实证分析与治理--以1000例典型案件为样本

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犯罪具有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交互作用强、手段隐蔽深等特征,有效查处和从严打击的难度较大,因而需要厘清犯罪原因,明晰治理对策。通过对相关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可知,对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犯罪的治理应聚合多元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组织协同、个人自律的多方参与、常态联动的机制,并构建起“技治+共治+法治+德治”的立体化打击模式,如此方能实现多主体与多手段的功能整合,实现对网络传播有害信息犯罪的积极规制。

网络涉毒现象的司法认定——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涉毒行为归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有违刑法以实行行为作为定罪依据的传统。网络涉毒行为包括"传统毒品犯罪的网络化""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发布实施毒品犯罪活动信息"三种类别,应以实行行为严格区分毒品犯罪和网络犯罪,当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实行行为不满足现有法律的打击标准时,不应以牺牲互联网的法益为代价扩展刑法适用的范围。

理念转变与规则调整:涉毒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刑法应对

互联网的虚拟性、便捷性和大数据时代的即时聚集效应,使网络社会中的涉毒犯罪活动呈现出犯罪数量不断激增、犯罪人数急速增长、犯罪年龄呈低龄化、犯罪破坏性急剧扩张等特征。目前,学界对互联网吸贩毒"聊天平台"的定性存在辩争,因而极有必要扩大解释容留他人吸毒罪,以约束网络涉毒组织行为。此外,共犯中的组织犯和帮助犯在互联网中出现了异化,相较于传统犯罪主犯,组织犯作用在递减,较之传统犯罪从犯,帮助犯作用在递增,因而必须从严打击互联网涉毒犯罪的帮助犯,并对借助互联网实施涉毒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针对互联网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缺漏,需要增设组织吸毒罪、传播毒品信息罪,强化对毒品犯罪源头和消费行为的打击。

风险泛在语境下间接危险犯的扩张逻辑与教义限缩——以信息散布型网络犯罪为视角

因应信息网络空间风险泛在化趋势,风险社会理论及其映射的早期预防、前置处罚的风险治理思维不断向刑法渗透,形成一套以风险控制为核心,以风险预防代替自由保障、以风险分配代替结果归责的风险刑法体系,导致以发生在预备时段的危险作为处罚对象的间接危险犯大幅扩张,信息散布型网络犯罪是其典型应用场域。间接危险犯消解了法益的立法批判与解释规制机能,潜藏着恣意发动刑罚权的危机,造成法益保护抽象化与处罚范围扩大化,体现出鲜明的预防刑法立场与功能主义处罚倾向。辩证反思风险治理思维将社会风险与刑法危险混同的缺陷,应采取综合考虑预备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和所预设的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双重法益侵害危险说”修正间接危险犯的认定原理与适用标准,从规范升级、法益威胁、主观认知三个维度创设社会风险转化为刑法危险的进阶路径,从而确定将某一预备行为提升为实行行为作为间接危险犯予以处罚的边界,坚守刑法保障公民权利自由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之平衡的价值取向。

探究网络涉毒行为的实务问题及刑法的应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公安机关对毒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传统的毒品犯罪另辟蹊径,依靠互联网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但是,随着网络毒品违法犯罪的时代演变,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显得有点滞后。为了使我国刑法分则体系在信息化时代适用网络涉毒行为的要求,出台相关立法和新司法解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特别需要对我国有关毒品犯罪的某些"关键词"作扩张解释,对某些刑法尚未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但依靠网络平台足以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建议设立新类型犯罪,对在网络空间下涉毒犯罪行为存在的定罪模糊、量刑欠佳状况予以明确。以此实现刑法分则应对网络涉毒行为的转型,避免放纵犯罪。

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虚假疫情信息依法从严治理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具备重大法益侵害风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需从严规制。文章认为应在厘清"虚假信息"边界,确保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的基础上,促进网络监管部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治轨道内充分发挥技术治理机制作用,支持司法机关依法从严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实现对此类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以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内顺利推进。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疑难问题实证研究

在这个充满风险的时代,将＂我想要炸某处＂一律排除在恐怖信息之外,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标准形式化,并不可取。爆炸罪的犯意表示虽然不可能构成爆炸罪,但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只要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表示出的犯罪意图是真实的,就属于虚假信息。但风险社会不应当成为草木皆兵的借口,导致模糊抽象的不安感、危惧感,并不等同于＂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编造,是以自己或他人传播为目的编造恐怖信息;传播,是将自己或他人编造的恐怖信息向特定或不特定人传播。无论是自编自传、还是既编又传,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当行为人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的方式,编造、故意传播与该虚假危险物质相关的虚假恐怖信息时,属于法条竞合,应认定为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