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光潜对克罗齐“intuition”概念的翻译

朱光潜对克罗齐“intuition”概念的译介体现了他利用中西文艺思想的互证与互释来激活中国现代美学话语的实践。克罗齐的“intuition”概念先于理性思维而存在,是一切认识的起点,主要指客观外物通过刺激主体感官引发心灵认识活动。朱光潜将此概念中译为“直觉”,但二者含义有着显著差别。在中文语境中,“直觉”是超越经验的,是认识的最高形式,它指向一种自发的天赋能力,它的发生并不依赖客观外物的感官刺激。朱光潜对“直觉”的阐释展现了该译法的创造性,即运用克罗齐“intuition”所表达的“审美无利害性”思想来激活道家的“无所为而为的观照”思想,由此提出“美感经验说”,并赋予其美化人心的功能,使之成为适合20世纪中国语境的现代美学话语。

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带到中国来——访依维柯中国区总经理汤姆·克劳奇(Tommaso Croce)先生

2019年11月6日,上海,第2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依维柯中国展台,尽管会客室外技术先进的展车与络绎不绝的观众之间已碰撞出激越的火花,依维柯中国区总经理汤姆·克劳奇(Tommaso Croce)与记者的畅谈并没有受到影响,内容涉及产品、市场、贸易环境等广泛话题,下文为笔者整理的观点。

依维柯中国区负责人Tommaso Croce:看好中国高端房车市场

在2019上海国际汽车展上,5款进口依维柯New Daily改装的房车和商务车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中国家庭首选的进口房车品牌,依维柯房车的参展意味着中国房车消费市场正在逐渐成熟。作为依维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伟昊泊途汽车在位于8.1馆的展台上重磅发布了基于进口依维柯New Daily 6.5 t宽胎底盘改装的全新Q12 Plus全箱体拓展旅居车。发布会后,《商用汽车》杂志记者采访了依维柯中国区负责人Tommaso Croce,就中国房车市场的当前表现及进口依维柯的定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依维柯:雄关漫道真如铁——IAA访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兼依维柯中国区总裁Michele Lombardi和依维柯中国区商用车销售总监Tommaso Croce

在IAA2016上,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兼依维柯中国区总裁Michele Lombardi和依维柯中国区商用车销售总监Tommaso Croce在采访中谈及了依维柯在中国市场部署与计划。同时,对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IAA2016上,依维柯展示了旗下全系列商用车产品,既有明星产品的New Daily、Stralis XP,又有低调务实的ASTRA、Eurocargo等,

大黄鱼精液的高效超低温保存

采用2 mL的冷存管和程序降温仪高效超低温保存大黄鱼(Pseudosciaena croce)精液。分析比较了5种不同浓度抗冻剂(二甲基亚砜、乙二醇、丙二醇和甘油和甲醇)、3种降温速率(10,20和30℃/min)和2种解冻温度(28℃和43℃)对大黄鱼精液超低温保存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采用Hanks’作为稀释液,10%～20%甘油或10%DMSO作为抗冻剂,20℃/min的降温速率对精液进行超低温保存43℃水浴解冻,冻精激活后获得理想的运动率(76.6%±11.4%～80.0%±12.6%),而且对10%甘油保存的冻精进行人工授精实验获得了与新鲜精液相似的受精率和孵化率。

大黄鱼养殖网箱内外细菌的数量分布及区系组成

目的调查舟山市大黄鱼养殖网箱内外异养细菌、弧菌、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等的数量分布,并研究水体中异养细菌的区系组成。方法异养细菌和弧菌的计数采用平板菌落计数法;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计数采用M PN法;异养细菌参照O liver提供的海洋细菌鉴定检索图、《海洋调查规范》和《一般细菌常用鉴定方法》提供的图式鉴定至属。结果细菌的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并且网箱内细菌的数量要普遍高于网箱外,所分离到的细菌经鉴定可归于莫拉菌属(M orax ella)、不动细菌属(A cinetobacter)、弧菌属(V ibrio)、梭状芽胞杆菌属(C lostrid ium)和气单胞菌属(A erom onas)等11个菌属。结论通过监控网箱养殖水体中异养细菌和弧菌的数量波动,可以提前预警大黄鱼病害的发生。

克罗齐“形象—情感”的审美表现理论探析

克罗齐认为,形象与情感是艺术的两个重要因素,艺术既不单纯是形象,也不单纯是情感,也不能说是二者的总合,而是形象和情感的先验综合的统一,即"形象—情感"的审美表现。根据"形象—情感"理论,克罗齐认为,艺术与所有其他精神生产形式相比较,具有非逻辑性、纯粹形象性、具体情感性和非实用性等特征,虽然艺术不同于其他精神活动,但却受其他范畴的制约,同时也制约其他范畴。克罗齐提出"形象—情感"理论,一方面更加突出了艺术的表现本质,另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对其早期艺术不可传达和不可分类观念作了有益的修正。

朱光潜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兼论1930-1940年代朱光潜修正克罗齐的背景与资源

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朱光潜美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提供了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的知识背景,而且也成为他修正克罗齐的重要资源。作为现代实验心理学之前身的经验联想主义对经验联结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形式派美学在审美、科学、道德之间的区分,这使得朱光潜可以重新思考文学与道德关系,弥补形式派美学片面强调审美独立性的缺陷。通过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与中国儒家礼乐精神相沟通,朱光潜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情的美学",并将美学提升为一种政治方案。

美之社会性:批判中的重建——从朱光潜对克罗齐的“误读”谈起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接受来探讨其美学中的社会性构建问题。在对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的研究中,"误读"几成定论,但仅仅着眼于"误读"却未免遮蔽了朱光潜自身的美学构建。通过在"辨物"与"析情"中重回康德起点,朱光潜的批判不仅指向克罗齐,而且还上升至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传统,深藏其后的乃是他对美之社会性问题的持续关注。这一关注发端于对克罗齐"传达"问题的批判,并在"物"的设置中实现了英国经验主义同情说与德国移情论美学两大传统的互补,从而为其情感论美学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克罗齐与西方美学现代转型——试论克罗齐学说在美学史上的意义

克罗齐是康德、黑格尔之后西方影响最大的美学家。作为西方美学现代转型的枢纽,克罗齐美学立足于从主体的方面看感性直觉,不但完成了对传统美学的批判性总结,而且为现代美学做出了开拓性建树,推动西方美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现代转型。

从“形意之辨”到“气韵生动”——邓以蛰的美术史观与绘画美学理想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现代美学名家邓以蛰因不满于中国现代美术界的创作弊病以及五四以来质疑国画生命力与价值的激进主张,在紧密结合中国画史与画论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近现代哲学与美学理论来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哲理性研究。邓以蛰围绕“气韵生动”这一核心范畴,将中国古代绘画概括为“体—形—意—理”的线性发展过程,视“理”(气韵生动)为中国古典绘画的理想境界,并率先建构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性绘画美学理论,对于中国现代的美术学研究与美学理论话语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直觉、距离与审美创造——克罗齐与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

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克罗齐的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以“形象的直觉”为核心的美学经验论直接脱胎于克罗齐的相关美学观点。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在“艺术的独立性”和“为艺术而艺术”等方面 ,与克罗齐美学思想产生了共鸣。但也是因为这一点 ,使得他与克罗齐在“艺术的独立性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分道扬镳。

林语堂的“表现性灵说”与克罗齐的“表现说”

林语堂的“表现性灵说”明显受到了克罗齐“表现说”的影响。林语堂本人也承认这点,但他所言之“表现性灵说”与克罗齐所言之“表现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克罗齐的“表现说”是以人的心灵为基点,重视心灵的张扬与活动的艺术学说,是其整个心灵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克罗齐把人类的一切活动归诸于人之心灵“表现”的结果,其“表现说”自然也难逃片面性。林语堂的“表现性灵说”则是以人生为基点,重在内心的舒展与自由的艺术主张,与其整个近情哲学紧密相关。由于其近情哲学看重现世人生,要求通情达理,其“表现性灵说”自然也就不会画地为牢,陷入克罗齐那样的片面境地。

表现主义文论与林语堂的文学观

林语堂的文学观念与西方表现主义文论有着复杂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研究资料,只是从文学观念方面概括性地对林语堂与表现主义文论的关系作了探讨。本文就林语堂与表现主义文论的两大代表人物斯宾加恩、克罗齐的事实关系,从文学本体论、文学的功用、文学批评等三方面进行事实清理,并分析了林语堂接受表现主义文论的原因在于他思想上与道家精神相通,他的个性特征,五四时期的时代传统的影响。但他对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理论知之甚少,其文论缺乏时代感和社会历史性,使他的文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林语堂的表现主义文论解构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观,继承了“五四”以来提倡个性、主张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

论康德对朱光潜前期美学的基础性影响

本文在细读朱光潜1949年前的美学文献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前期朱光潜美学与康德的关系及其变化,证明了康德美学对朱光潜美学思想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影响:虽然朱光潜前期(1949年前)美学呈现出审美心理学的特色,表面上看受克罗齐影响颇为明显,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接受了康德美学之后的选择性接受。康德美学对朱光潜的基础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康德非功利—形式主义美学以及"崇高"理论的接受。但是,朱光潜对康德美学并非一直坚信不疑,30年代后半期逐渐怀疑起康德非功利学说的合理性来。但不论是认同还是怀疑,朱光潜始终对康德美学及其哲学体系知之不深,存在着明显的误读。

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历史性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于文化和政治的看法令世人瞩目,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历史性要素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葛兰西用实践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视它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不仅通过马克思吸收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也容纳了克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精髓。葛兰西以建构历史的方式来沟通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个连续的同一体。他同样擅长运用历史建构中形成的历史性力量,例如:从历史之具体性中激发的想象力;在历史与逻辑一致性建构中生成的推断力;由历史与现在、未来沟通中形成的意志力。葛兰西运用这些历史性力量时的深刻自觉,令实践哲学表现出有别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卓越的实践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从“相反的辩证法”到“相异的辩证法”——论克罗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

克罗齐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有效地处理了"对立面的统一"问题,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对立的概念"与"相异的概念"之间的差异,误将"相反的辩证法"运用于"相异的概念"中,最终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反而重新陷入了二元论的渊薮。克罗齐通过"相异的辩证法"与"相反的辩证法"的区分,将"对立面的统一"与"度的连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对"相反的辩证法"的滥用与误置,而且还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纳入其精神哲学中,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

克罗齐与杜威的主要美学观比较

同样都是对20世纪西方美学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克罗齐与杜威之间的争论无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显然,二者的美学无论是在思维方法、艺术功用、艺术本质论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论争的焦点及主要差异在于:谁的思想更好地克服了二元论的缺陷、是否存在独立于生活以外的艺术、艺术是否是非功利的活动、艺术活动与逻辑活动是否就是天然对立的等等,以至于他们均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任何共同的立场。但是,二者在对传统美学的批判与解构、艺术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艺术自律性的问题上,仍有着相似的立场与期待,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二者共同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美学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和而不同:中国诗学“实境”论与克罗齐“直觉”说

“实境”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其所强调的以真言写真景、真景表真情的构思创作之法,以及妙造自然、感物应心的取境抒情之途,与20世纪初西方表现主义美学的核心范畴“直觉”所内涵的以心物交会的直观意识、鲜活生动的形象思维,以及主观能动的表现手法去抒情造艺之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释互通、双向阐发的可能性。“实境”论与“直觉”说之间这种不谋而合的交汇共鸣,显示了中西审美形态在探求本质、表达真理的层面上,超越时空、国界和民族的普遍有效性和可通约性。

直觉的考古

在古希腊,直觉就是直接地"看",就是驱除一切障碍。它既是对理性的反驳,也是对事物与世界的重新认识。"直觉"是新的"眼光",它来自神秘的"域外"。"直觉"不仅揭示了"如何看",也表明了看之"何如"或"什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直觉"是超越性能力,亦即一种"域外之力"。它引领我们感知事物、通达真理,并生成创造力。"直觉"既是本能的,又是理性的;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智的。作为一种能力或方法,直觉直接通达心灵和精神。如果说克罗齐与柏格森的"直觉"属于方法论或知识论的话,那么康德、胡塞尔、苏珊·朗格的"直觉"则是形而上的、本体界的直觉。这两种"直觉"有各自的意义、价值、适用领域和效力;然而却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因之,我们可将这两种直觉均看作为宽泛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