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合作区的尺度重构与空间响应--以横琴为例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搭建尺度重构对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以横琴为例,从领域空间、制度建构、治理结构多维度协同入手,分析尺度重构不同阶段对空间的影响,探讨尺度不协调带来的空间治理问题以及尺度再重构下横琴空间规划响应的重点。研究认为,横琴空间演化的实质是通过尺度重构的渐进式调整、治理机制的优化来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在横琴新区建设时期,其多维度尺度关系相对复杂,存在领域空间模糊化、制度空间配置失衡、治理机制失效等问题;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时期,尺度再次上移,对领域空间、制度建构、治理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整,尝试修正“尺度陷阱”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尺度重构下,横琴规划应当坚持制度设计的初心,创新空间标准,创建跨界包容共享的优质生活与就业场景,探索构建多元融合的“社会特区”。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的国际旅游合作路径——以中国-东盟旅游合作为例

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已走向纵深,探究当前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合作机制,开拓性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跨境旅游的发展战略和合作路径战略意义重大。中国与东盟的国际旅游合作可从旅游市场、旅游企业、旅游产品等基础层面构建跨境旅游合作体系,并从合作观念、协作机制、协作网络、协作平台和利益共享等维度改革和完善跨境旅游合作路径,注重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境旅游体系合作,构建针对性、多维度的跨境旅游品牌合作,并完善亲和力、多样化的跨境旅游信任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发展与自由旅游区建设

边境旅游发展是中国-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在总结边境旅游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在深入剖析边境旅游发展基础和建设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边境旅游的建设目标、发展重点类型及合作方向,根据旅游资源禀赋与分布、基础设施条件与开发难易程度将中哈自由旅游区空间布局确定为"一大核心,四大片区,多个景区",并提出了建设的保障措施。保障措施包括全力推动中哈双方互相成为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实施对等的"3日游"免签政策,批准中国公民赴哈萨克斯坦"3日免签"旅游;将巴克图口岸边民互市"3日免签"延长至"15日免签";高位谋划和尝试建设中哈自由旅游区,建成国际旅游商务区;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边境自驾游和休闲度假游等。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哈萨克斯坦国际合作示范区物流业发展与跨境电商平台建设

中国-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通道,是中国面向中亚地区重要的战略节点与门户。在该区域发展物流产业与跨境电商平台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改善产业结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通道,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核心区综合竞争力。首先对比分析了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边境口岸,系统梳理了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口岸物流业及巴克图口岸的发展基础与优势所在,包括自然与区位条件优越,农产品"绿色通道"领先,中亚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口岸物流辐射面广,国内外政策环境好等优势,提出重点建设乌苏、和布克赛尔、巴克图口岸等5大物流园区。解析了跨境电商物流发展的趋势,提出重点建设阿里巴巴·塔城产业带和中哈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区两大跨境电商平台。最后总结了在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物流业的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撑和依据。

大连中日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研究——基于经验与模式借鉴

大连中日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建设标志着中日经贸合作迈向新的高度。从中日经贸合作发展历程入手,结合目前中日经贸合作基础与未来发展机遇,深入研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与运营模式,借鉴境外和境内跨境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大连中日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建设策略及建议。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地区跨境金融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推动粤澳深度合作的重大平台,推动横琴与澳门地区两地跨境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既是实现我国资本与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港澳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创新化发展的实践要求。本文首先探究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现代金融业发展现状,并梳理总结了目前已出台的跨境金融相关政策。在此基础上,从跨境私募股权基金、跨境理财通以及赴澳发行离岸债券等方面对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地区跨境金融合作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评价,进而探讨了目前琴澳跨境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地制度差异显著、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等困境。文后分别针对市场主体及政府部门提出了推动琴澳跨境金融发展的相应对策建议。

典型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经验及其对江苏省的启示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呈现逆势上扬态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江苏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存在精细化水平不高、企业转型升级遇阻、人才培养与引进滞后等问题。杭州、宁波等我国典型城市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经验,给江苏省的启示如下:通过改革创新、科技赋能提升配套服务水平;通过政府主导、龙头带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通过校企合作、优化环境提升人才培养与引进水平,多维度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粤澳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冲突与因应

粤澳属不同法域,在个人信息与数据的立法保护水平、跨境流动规制等存在显著法律冲突。除了提高本土的数据保护水平,作为互通“白名单”的前提,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赋权下,粤澳还可以利用协同立法为手段,采取“双向规范”的策略,即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实体法来减少法律冲突(冲突产生前),通过制定统一的冲突规范解决法律冲突(冲突产生后),以此实现数据流动自由最大化的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合作区规划策略与协同治理探索——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合作区作为新时期推动粤港澳三地跨界合作的空间载体,对于探索跨界协同规划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于2022年6月发布《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要求南沙建设“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文章以该方案为基础,结合南沙新区空间方案国际咨询工作,通过深入剖析跨界合作模式、区位优势和发展瓶颈,结合国家战略制定区域发展目标,从产业、交通、人文空间3个方面提出规划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跨界治理机制,搭建“机遇研判—策略制定—机制创新”的跨界合作区规划编制框架,以期通过跨界合作区规划编制与协同治理的探索,增强南沙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引领和区域协作能力,推动大湾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下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服务策略分析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战略是国家促进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这一战略开发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则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档案的内涵,找准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契合点,增强旅游的文化属性。本文在阐述建设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价值的基础上,总结了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服务的影响因素与存在的问题,并从自身建设、技术赋能、人才保障、跨界合作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革命老区跨省旅游合作意向的驱动机理 ——有调节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

探索革命老区跨省合作的驱动机理对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增加合作激励政策、感知利益和信任3个额外变量,并以合作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因子,构建区域合作有调节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文章以合作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获取基础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合作激励政策能正向影响感知利益、信任、合作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驱动革命老区跨省合作意向的形成;感知利益与合作态度在合作激励政策与合作意向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是驱动革命老区跨省合作意向形成的主路径;在合作激励政策的推动下,信任通过合作态度、主观规范或知觉行为控制均能与合作意向建立积极联系;合作风险感知会弱化合作政策通过感知利益与合作态度或信任与合作态度对合作意向的影响路径;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对合作意向的影响受合作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旅游竞争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跨境旅游社会经济环境竞争力、跨境旅游市场竞争力、跨境旅游基础条件竞争力、跨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潜力竞争力4个层面24个指标,构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对我国9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跨境旅游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评价。研究表明:9个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旅游竞争力存在差异且影响因素各有不同,开放水平、旅游资源、服务设施是影响跨境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基于此,今后应坚持高水平开发开放,深挖特色跨境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先行先试”优惠政策,聚焦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优势和特色,进一步提升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旅游竞争力。

基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中国——东盟跨境产业合作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机理与共生效应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跨境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基于1997-2021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中国—东盟跨境产业合作能否促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并从外资流入、市场扩张和技术溢出三个方面对中国—东盟跨境产业合作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中介渠道予以识别。研究发现,经贸合作区这一产业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东盟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还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这表明中国—东盟的产业合作是双方实现制造业共生发展的重要渠道。从机制分析来看,跨境产业合作主要通过市场扩张效应促进东盟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跨境产业合作主要通过市场扩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从提升跨境产业合作平台能级,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加强双边对话交流,以技术创新赋能合作区发展,增加国内制造业竞争力等方面提出建议。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国外典型跨境合作区治理比较研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一国两制”下跨境治理的新实践,具有“两制”的刚性约束,决定了国外理论和经验难以拿来就用,但上莱茵、奥瑞桑德、柏林—勃兰登堡三个典型跨境合作区在跨区域协同治理制度建构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三个国际典型跨境合作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治理的共性,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差异。三个国际典型跨境合作区在组织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等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具有借鉴价值,即:建立健全法律协调机制;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资源整合,促进社会民生共融衔接;以产业合作为导向,构建制度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快落实合作区建立常态化评估机制政策,推进合作区决策程序科学化、合理化。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共管体制

横琴已经进入了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时代。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颁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形成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告别了联席会议式的松散型合作,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紧密型合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共管体制,形成了“领导层、决策层和执行层”层次鲜明的制度架构,蕴含着“多层政府、共同治理”的制度特性,体现了“归并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横琴管理体制”“相互调适的多层治理”以及“政府和治理的融合”的制度创新。横琴共管体制面临着跨区治理、跨境治理和跨制治理的挑战,未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共管体制,提升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和粤澳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能力。

深圳与周边城市跨界合作发展平台的多维价值研判与综合规划策略

综合规划的规划编制技术与工作方法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最早得到创新应用,显示出这一规划编制范式对于大型合作发展平台地区的适应性。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一系列新兴的跨界合作发展平台在区域中涌现,但这些合作发展平台在目标设定、发展思路、产业策划、空间设计等方面趋于同质,不利于充分发挥各个合作平台在不同维度上的多元特点。为此,本文通过“空间观察”的视角和方法,对大湾区尤其是深圳都市圈范围内各个主要合作发展平台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判断,从土地、交通、成本等维度综合评估价值潜力,据此为各个合作平台的综合规划提供前置判断,并以东莞临深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深汕特别合作区两个平台的规划项目为例,阐释多维价值研判的引入对于合作发展平台综合规划策略及工作流的积极影响。

推动中俄经贸合作的实践研究——以黑龙江绥芬河为例

中俄贸易逆势上扬,沿边口岸功不可没。以绥芬河为例系统梳理了对俄经贸合作的基础条件、主要做法和成效。介绍了加快口岸通道建设和制度创新突破、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支持对俄经贸合作的实践探索。分析制约对俄合作做大做强的瓶颈因素,并提出了提升通道能级,打造高效畅通新枢纽;提升贸易能级,打造双向开放新优势;提升产业能级,打造优势特色新产业;提升政策能级,打造开放发展新平台;提升城市能级,打造沿边地区高质量开发开放新引擎等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建议。

“一带一路”境外园区建设新途径探索——以印尼为例

境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载体[1]。目前,境外园区的建设正面临着如何从传统工业地产型模式向城市功能型模式转型[2],及塑造特色避免同质竞争的考验[3]。在梳理当前中国与印尼合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印尼海上丝路经贸合作示范区的设想,探索“一带一路”境外园区建设新途径。

粤澳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初探

粤澳属不同法域,在数据的立法保护水平、跨境流动机制、监管机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冲突,严重阻碍了粤澳之间的数据跨境流动。为实现粤澳合作共赢,粤澳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需遵循前瞻性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开放自由原则,在内地与澳门地区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制度完善。同时,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指导下,粤澳协同立法,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先行先试,制定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设立同一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构,为未来区际多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提供横琴方案。

跨界旅游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与合作模型——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