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ss-Cultural Exchange of Human Rights: Crossing Divides or Crossing Swor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 on human rights. Such dialogue implicates differing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tent of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tself.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arguably stem from people's fear of radical individualism, secular fundamentalism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While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should not be denied, cognizance must be taken as well of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ose rights and the selectivity pertaining to such realization. Dogmatism and uncompromising ideological stances is an obstacle to dialogues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on human rights.

The Shareholders' Responsibility for Contribution of Balance of the Equity Assignee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作为发现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从该条规定可知,差额补缴责任的主体为公司成立后发现的特定的瑕疵出资人。

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参与影响研究——以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为例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机制及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因素,因此,控制权争夺成为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主题。在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公司大股东和公司创始团队的社会资本运作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影响的视角,通过对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探究奥马电器被控股的成因,分析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历程和公司价值的发展趋势,重点剖析社会资本在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具有促进利益共享、降低交易成本、高度集中控制权等益处,是企业获得控制权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同时对于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企业价值如何更好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启示。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农村的“股份化”与“城镇化”——郊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个案研究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践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取向。

基于改进分层博弈交叉效率模型的政策评价

政策评估作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检验政策效果的基本途径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依据.在复杂博弈情境下,决策单元群体间竞合关系不变的假设已经不能满足现实中效率评价的需求,考虑群体间动态变化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至关重要.本文将外界冲击下主体间竞合关系演变纳入效率评价框架,提出改进分层博弈交叉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公平的视角出发,基于二次目标模型构建多层次效率矩阵,结合Shapley值对决策单元动态关系演变进行效率评价,进而,以水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为例,验证该模型的可行性.该方法放松了政策前后群体竞合关系稳定的假设,验证了水权交易市场政策的有效性和外溢性,为能源与环境领域试点政策效果评价提供了新方法.

民事在线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的检视与路径探索

当事人权益保障体现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确保了实现诉讼效益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在线诉讼中单一的程序选择权类型难以满足双方当事人需求、证人远程作证提高了质证难度、异步审理稀释了直接言词原则、个人信息保护与庭审公开之间存在张力。应当根据被选择事项性质合理确定选择权类型、加强证人远程作证技术保障、肯定异步审理的价值并明确边界、具体衡量审判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价值利益。

中小出口跨境电商企业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中小出口跨境电商企业在开展跨境业务的过程中,面对知识产权问题屡屡碰壁,这对企业的运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产生严重威胁,知识产权侵权及被侵权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小出口跨境电商企业“头疼”的问题。为降低中小出口跨境电商企业的产权风险,政府应积极完善产权的制度环境,跨境电商行业协会应发挥产权专业服务的突出作用,企业自身应提升产权规划的能力,三方面形成合力。

论跨境代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一国对跨境代孕的法律态度体现的是本国或者本民族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和价值追求,因此跨境代孕问题的处理实际是公共秩序在法律多元化环境下的正确适用。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因在跨境代孕中存在适用范围模糊、适用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被“滥用”的情况,严重损害了代孕儿童权益。为回应国际社会对公共秩序保留限制性适用的强烈要求,各国应将保护儿童权益作为处理代孕儿童相关事务的出发点,通过明确公共秩序的效力适用范围、统一其适用标准及深化对其谨慎适用的司法实践,以达至儿童权益与公共秩序间的利益平衡。

数字化跨境交易对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挑战与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性经济数字化快速推进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显著改变了经济业态。然而传统税制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当跨国企业集团在不具有常设机构物理联结度情形下进行跨国交易时,市场国不享有征税权,无法对其进行征税。这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数字化对税收制度的根本挑战,进而带来如税基侵蚀、市场竞争公平性难以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致力于推进“双支柱”方案,并于2021年10月达成了最终共识。文章从“支柱一”方案落地我国国内法出发,运用“支柱一”方案的规则和理念,聚焦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管辖权、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基等方面,提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修订完善对策,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与企业市场势力

本文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特征,探究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可以显著提高投资组合公司的产品市场势力,支持了“合谋效应”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合谋效应越强;相比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交叉持股的合谋效应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还会通过向上操纵持股公司的生产成本以“合理化”产品价格上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的合谋效应会显著弱化《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本文揭示了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的合谋效应,讨论了其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对市场监管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欧洲远期跨境输电权机制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公平有效的跨省跨区输电权分配和交易是更大范围优化电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欧洲作为最早开始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地区之一,其远期跨境输电权市场的相关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未来建设输电权市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回顾了欧洲远期跨境输电权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演化路径,进而系统地梳理了欧洲远期跨境输电权机制,具体包括产品设计、交易组织和关键环节。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对于我国输电权市场建设的建议。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明确股东压制的产生条件、本质和侵害客体,宜将股东压制定义为“股东滥用表决权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的规定存在不足与进步:第二十一条股东压制一般性救济规则难以适用且提供的救济措施单一;具体救济规则中,广大受压制股东始得请求公司收购股权以退出公司,但股东压制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明,司法解散请求权规则无法适用于股东压制救济。进一步完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首先应于法律解释层面确立股东压制概念,使一般性救济规则发挥认定股东压制和统筹救济规则的主要作用,而后针对性完善具体救济规则:明确股东压制情形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取消股权收购请求权规则中滥用股东权利主体的限制,增加收购主体,删去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包括股东压制。

表决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以决议效力为中心

表决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为股东间利益调整、禁止权利滥用法理以及股东平等原则,主要的规制模式包括表决权限制与禁止表决权滥用。表决权限制由于对股东权利限制过大、适用范围狭窄以及实际作用不明等,不宜作为规制表决权滥用的一般规范。而对于违反禁止表决权滥用的公司决议而言,决议有效说不足以全面保护少数股东;无效说存在不符合资本多数决原则、决议无效的理论基础不明、适用对象不清晰等问题;表决权滥用决议的可撤销说能够兼顾少数股东保护及多数决原则,并符合保护交易安全的要求。在具有利益关系的多数股东或控制股东滥用表决权、故意损害少数股东或公司利益且其表决权行使与决议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少数股东得主张撤销决议,由此规制表决权滥用。

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认识澄清与制度重构

中国合作金融组织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设计的过程中受到了合作社思潮和股份制思潮两种思潮的驱动。前者强调成员主导和民主决策,后者注重风险责任和风控能力。然而,这两种思潮及其相关的民主、集权和分权三种设计思路均未能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反思、澄清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设计中的合作社元素和股份制元素,构建一个“制度规则—制度过程—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分别代表民主思路、集权思路和分权思路的剩余控制权民主决策模式、发起人控制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解决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中的难题。展望未来,重构合作金融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中介,围绕大小股东利益冲突这一核心矛盾,按照风险匹配与能力匹配两个原则配置剩余控制权,以期实现组织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

母子公司框架下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证成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通过扩大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范围的方式对双重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了规定。侧面反映出我国对该制度引入的趋向性。但在母子公司运营模式已经常态化的今天,在法律层面上仍然缺乏与其匹配的制度,同样,在实务中也仍存在诸多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研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引入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成为目前争议焦点为背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本土化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期待从制度层面上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长三角跨区域排污权交易的机制探讨

在各地排污权交易试点基础上开展更大区域和范围的排污权交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推动长三角三省一市顺利开展跨区域排污权交易,该文阐明了长三角跨区域排污权交易体系建设的原则,通过搭建跨区域排污权交易体系框架,解决排污权交易注册平台与交易平台设置的关键问题,并确定了覆盖范围、总量机制、交易标的、交易方式、交易机制、清算交收机制、风险控制等具体机制。

新《公司法》条文解释的赋权导向

新《公司法》存在一些文义上待明确之处。在对其解释适用时,应坚持对公司及相关人赋权的导向,以体现公司应有的自治性,促进市场效率。新《公司法》对出资期限进行限缩时,应尊重存量公司的认缴期限利益,对股份公司、增资出资均宜用足“3年+5年”的期限。公司登记机关宜审慎调整“出资期限明显异常”的情形。赋权论意味着赋予公司更多的经营权、自主权,包括选择单设监事会、单设审计委员会或并设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公司对他人取得股份行为的资助应获得更多赋权。赋权论也意味着赋予股东更多的权利,同时新《公司法》对股东权利的客观制约仍需被承认,包括: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权利可受董事会的程序性制约,股东查询权不应涵盖债券持有人名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