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司法治理研究

当前法律规范下,大量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并处之以刑罚,不仅难以实现刑法惩罚与保护的目的,反而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对其中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在司法裁判中作出罪处理不仅具有必要性,还能够从损害可弥补、被侵害的法益可修复等角度找到理论支撑,在我国现行实体、程序法框架中也是有据可依的。非法提供两卡构成犯罪案件,如果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低、行为本身危害性小、行为人事后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赔退赃或有其他轻微情节,可以考虑在司法裁判时免予刑事处罚。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趋势及侦查治理路径

多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持续推动相关立法工作的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但是,反诈工作任重而道远,溯源治理、综合治理的执法任务仍然艰巨。本文分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趋势,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交易诈骗与交易纠纷难辨别、信息公开隐患难除、诈骗阻断与反阻断对抗加剧、境外大型犯罪集团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和治理困境,在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犯罪预测预警能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个人信息管理机制、促进全球共同治理等侦查对策与治理途径,以此来提高侦查效率,提升治理效果。

“成本—收益”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已成为全球性难题,仅依靠既有的常规研究方法,容易陷入“除完善自身逻辑体系外再难有实质创新”的僵局。引入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一收益”理论,结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础成本、机会成本、犯罪惩罚成本、犯罪收益等相关因素,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犯罪收益和惩罚成本高、犯罪基础成本和机会成本低等特点。应展开多元主体治理,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产业链,改变成本收益比失衡现状,增加犯罪成本,积极开展群众路线,从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新质公安战斗力提升路径研究——以电诈犯罪治理为例

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为例,梳理治理难点,可从警务运行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警务模式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同时,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效也可以检验新质公安战斗力和队伍素质建设水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脚本分析及干预对策

近年来,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十分严峻,该类犯罪具有犯罪组织严密、犯罪手段隐蔽性强、链条化运作和涉案者年轻化等特点。以2018年至2021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61例冒充公检法式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归纳分析冒充公检法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脚本。通过对犯罪脚本准备阶段、事前阶段、实施阶段和事后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分析,发现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仍存在年轻人易轻信诱惑、出入境管控仍存在漏洞、“两卡”问题突出等多个薄弱环节,导致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通过脚本分析设计情境干预措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就业观,加强出入境管控力度,加强“两卡”问题监管,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治理。

论互联网平台的反电诈协助执法义务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离不开互联网平台在“第一道防线”的在线控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互联网平台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执法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技术支持与协助的具体内涵及程序规则尚存在大量的法律留白,亟待细化和完善。对此,应全面梳理反电诈协助执法义务的程序法渊源与治理法基础,结合平台协助执法的丰富实践,探究协助执法义务的基本内涵,把握平台协助执法的初步计算、筛选计算、循环计算属性,厘定响应协助与主动协助两种类型,提出比例调证、紧急协助、跨境调证、在线调证、分级担责、算法备案、实时监测、紧急止付、情况反馈等具体协助规则,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平台的数字看门人功能。

电信网络诈骗以诈骗罪为核心罪名的逻辑展开与犯罪控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成员群体化、体系链条化、手段多样化的特性,从犯罪生成过程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成了以诈骗罪为核心、以网络黑灰产业犯罪为周边的犯罪链条。司法机关仍然以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末端犯罪为重心的治标思维无力纾解现今网络诈骗犯罪屡禁不止的司法治理难题。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标本兼治的关键是构建“源头治理”的司法战略,重点打击核心诈骗行为、严惩诈骗行为人,特别是诈骗团伙的组织者、骨干成员。“源头治理”要求从犯罪发生始端加强事前防范和预防犯罪,抓住网络诈骗的核心犯罪原因,在“网络犯罪场”理论中消解、弱化致罪因素,实现全民反诈目标。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理念调试与路径抉择:一个技术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严厉打击下仍然呈现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基本遵循重罚打击、事后回应的传统模式,面临规定僵化、取证困难、管辖权难以确定、财产保护滞后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念革新与路径选择入手,倡导符合革新治理、精准打击、源头治理等要求的治理理念,通过构建反诈知识图谱、强化易感人群识别、升级网络拦截技术等路径,不断强化技术支持,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方位技术防范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行政处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存在破案率低、出境打击困难、止付挽损迟延性高等问题。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方式,寻求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同作业的新模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明知”认定标准模糊、行政处罚程序混乱、行政处罚金额差距过大、行刑衔接仍有滞塞等一些问题。经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分析,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真实案例等,探讨该法弥补行政处罚的缺位对个人产生的行政责任影响,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对“明知”的推定加以限制等优化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针对大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公安机关、高校管理方和其他相关责任者积极参与治理针对大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取得明显实效,但长效性遏制此类犯罪还任重道远。当前,针对大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主要面临责任主体及其职责任务不明确、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应注重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推动公安机关、高校、学生和有关部门多方参与、联动治理,切实形成治理合力,为高效治理此类犯罪提供坚实支撑。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治研究综述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处于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范和治理不仅受到了国家和学者的重视,而且成为了网络安全研究热点。首先介绍了基于诈骗电话、诈骗信息数据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研究现状;其次介绍了关于诈骗网站和恶意网站识别的研究现状;最后基于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预防的需求,分析深度学习和大语言模型性能优势,对未来诈骗网站识别的可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律特征与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18起法院判决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根据法院的判决书采集犯罪数据,对涉及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属性、诈骗组织结构、作案手段、犯罪产业链条进行案例剖析,对犯罪能力、犯罪收益、刑事处罚等维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同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低风险、高收益的犯罪类型,对于不同级别的罪犯来说,具有不同的犯罪收益和犯罪风险。应当采取"重典治乱"的刑罚策略,推进全球犯罪治理模式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实施地域性职业犯罪预防和受害精准预防、系统性源头性全链条打击、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的"打防结合、预防为先"侦防策略。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高发多发态势,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给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提出重大挑战。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及主要特点,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原因,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管理、构建反诈体系、增强精准防范、强化案件侦查、加强跨境警务合作、提升宣传质效等方面提出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行为特征与司法适用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高、危害性大且犯罪类型多。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电信网络诈骗具有犯罪行为虚拟性、诈骗行为离散性和行为结果延迟性的特点。因而在司法适用中,尤其要注意根据加功情况来确定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实际作用情况来确定"话务员"和特殊帮助人的主从犯地位;对于钱款已经转入犯罪人实际控制账户的情形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对于团伙成员的犯罪数额要采用"综合责任说"的观点来认定。

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电信诈骗“外围”帮助行为的定性,存在诈骗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三种情形。以既遂时点为区分,诈骗罪共犯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帮助行为须促进犯罪活动的实施,因而实施于诈骗罪既遂前。诈骗罪帮助犯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为物理帮助,还包括因“事前通谋”而形成的心理帮助。行为人未“事前通谋”而仅有转移赃款的故意,他人利用其收取赃款的,属于实行过限,仅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关键区分在于帮助行为的发生时点而非上游犯罪是否查证属实,应当激活这一兜底罪名,同时把握其对行为的独立性和危害性要求。诈骗罪帮助犯的成立不要求形成诈骗合意,双向默契或单方明知亦可纳入共犯评价范围。以“明知”为核心界定主观内容对于区分个罪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当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运用“推定”原则。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责任体系之衔接——兼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第37条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立足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建构起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行刑责任体系。其基础在于功能主义刑法理念的科学落实、协同治理格局的共建共治共享和网络犯罪模式的运作现实。该法确立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主体、行为义务和法律责任三大核心范畴,对不同主体的义务类型及行刑责任设置了差异化衔接之路径。针对行业主体作为义务的违反,应遵循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逻辑,以行政责任作为责任承担的基础和主体,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限制刑罚权的发动。针对非行业主体不作为义务的违反,应遵循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认定逻辑,发挥行政责任的限制解释功能,优化其出罪机制。行刑责任体系之衔接,有利于充分发挥犯罪预防效能,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

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

以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日益猖獗,以传统的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面临诸多困境,诈骗罪要求的欺骗行为、数额结果、被害人处分意识等要件受到冲击和挑战。增设电信网络诈骗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电信网络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和信息安全,其中信息安全是主要客体,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考虑到电信网络诈骗罪的特殊性,合理配置主刑和附加刑,并充分发挥保安处分性质措施的作用,满足打击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对公安大数据系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智能预警研究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层面,公安机关借助大数据系统,先期已开展了诸多有益尝试,但总体来看,仍存在整合效果较差、预警滞后、相关分析不佳、管控能力不足、侵犯个人隐私等实际问题。有鉴于此,以“数据收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全生命周期为主线,形成精准信息、及时预警、有效控制的预警机制。加强被害人预防、大数据系统的安全管控,强化“资金流”“人员流”和“信息流”的分析与追踪,乃是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智能预警的有效方案。